的信任，才會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訪、請願。他們鬧事的動機最簡單不過，用“回家”兩字足以概括。這與“四人幫”的“鬧而優則仕”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只應是滅火徙薪，反之，假以辭色，無限上綱，只會壓而不服，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通告》釋出後，阿克蘇地區形勢更加複雜。青年們認為，阿克蘇出現###，主要是因為知青政策不落實。“蔡文姬十二年歸漢，在當時來說是了不起的，我們十六年沒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貢獻的，華僑在外國住了幾十年還想回國，何況我們呢？”知青批評《阿克蘇報》的評論員文章，所謂上海青年搞打、砸、搶的說法不符合事實，將墾區財政虧損都加在知青頭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將上海知青改稱“支青”，也引起很大反響。他們說，入疆時的錄取通知單，以往的慰問信，1979年魚珊玲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代表座談會時，都承認是知識青年，還一次次廣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在石河子接見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說是知識青年，沒有講過是支邊青年（以往專指移邊墾荒的內地青年農民）。“我們都是初、高中畢業參加邊疆建設的知識青年，這是不能抹殺的歷史事實，不能進疆時稱為知識青年，‘###’中說成是‘社會渣子’，現在又成為移民，支邊青年，這樣新疆還有什麼奔頭？！”強烈要求恢復知識青年的說法。

“知識青年”與“支邊青年”的名稱之爭，實際上還是上海青年有無返城權利的爭論。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國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實。在這種形勢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樣對待。硬說他們是什麼“支邊青年”，意圖不言而喻。但這種節外生枝的做法，無助於矛盾的緩和。

這之後，知青返城風開始呈現新的特點：

第一，“上青聯”雖被解散，但在“坐等三個月，落實政策回上海”的口號下，消極怠工現象越來越嚴重，並從知青中間蔓延到老職工和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學生，嚴重影響了當年的春耕生產。

第二，倒流回滬人數激增。一部分具有“頂替”條件的知青認為返城渠道已經打通，現在是“八仙過海，各找門路”的時候了，於是大批請事假、探親假，回上海找門路辦理頂替手續。截至3月初，請假回滬的知青多達4000餘人。不具備頂替條件的，也千方百計鑽營困退、特困的門路，使返滬人數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聯”名亡實存，活動頻繁。知識青年於3月召開了“阿克蘇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聯席會議”，重新選舉常委。各團場原“上青聯”改頭換面，重新組織起來，並打出“落實上青政策敦促小組”、“落實上青政策代表小組”等名義。同時積極發動知青寫特困報告，有的團場鬧“特困”的多達千人。截至3月初，全墾區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餘人。

（三）阿克蘇事件

1980年秋，阿克蘇墾區形勢再度劍拔弩張起來。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識青年湧入阿克蘇市，並佔據農墾招待所。他們舉行###示威，爭取輿論支援，要求合理解決遺留問題，“返滬”仍是基本目的。接著，事態迅速擴大。知青進佔了地委、行署大樓和農墾局大樓。同時，上海青年開始從塔里木河兩岸的農場有組織地湧入阿克蘇。所有人自帶行李，準備長期鬧下去。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一波三折的新疆農場知青返城風（7）

鬧事知青再次組織起來，總指揮是十四團的歐陽璉。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奮勇站出來，要眾人聽他指揮，統一行動。11月下旬，鬧事知青舉行了100小時的絕食活動，從23日上午10時開始，提出“戶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蘇，堅決回上海”等口號。為顯示決心，上海青年還在絕食現場擺放了三口棺材。參加絕食的知青以歐陽璉為首，從最初的近600個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時，絕食宣告如期結束。期間因體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當地醫院治療。

26日，阿克蘇地委曾向絕食知青傳達國務院電報四條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參加邊疆建設十多年來做出了貢獻；（2）明確今春解決上海青年問題的三方會議紀要繼續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麼問題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蘇組織絕食是不對的，要立即返回原單位。

電報傳達後，知青並沒有散去。他們一面在阿克蘇集結，一面又組織聲勢浩大的“大篷車”隊，搭乘卡車，準備趕到烏魯木齊市擴大影響。初次出發的二三十輛卡車行至途中不幸發生翻車事故，3人死亡，20餘人受傷。隊伍只好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