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進典型與先進知青代表會議

即使是“###”期間下鄉插過隊的人，也有很多並不知曉“###”前就有過知青和上山下鄉，但是，只要向他們提起邢燕子和侯雋，他們馬上會點頭說，知道知道，看來，知青還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並不“典型”，他們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優秀的人物，但知青這一群體卻的確是因他們而聞名。

我們前面已多次敘述過這些先進人物，但典型已成為知青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則是60年代中央將上山下鄉作為一項長期任務之後的事。

從知識青年中物色先進典型作為榜樣，已經是動員知青下鄉的傳統做法。我們在第六章曾經提到，三年災害時期再次動員知青下鄉時，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傳遍全國，對動員工作曾起到相當大的推動作用。1963年10月周總理發出“要長期地抓緊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的指示以後，團中央作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要大張旗鼓地表揚模範人物，立即同他們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訊聯絡。擬在明年“五四”召開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個熱潮。《團中央書記處關於貫徹執行周總理對團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簡報》，1963年10月23日。

可見，這種“以典型帶動一般”的做法在他們已是輕車熟路。典型是人為樹立起來的，這一做法在當時不僅不為人們所諱言，而且還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中國青年》雜誌的社論就曾明確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樣板，既有先進思想，又有先進事蹟，都是生動的具體的形象的東西，對青年最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們團組織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當然應該經常向青年講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講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給青年樹立各種活的典型……這樣來抓典型運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種工作方法。《中國青年》，1965年第14期。

先進典型與先進知青代表會議（2）

這已經把樹立典型的作用，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樹立典型的具體操作這時也已係統化，一般是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根據上級佈置的任務來發現典型，闡揚它的重大意義；第二步是發現之後，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覆落實，反覆推廣，使之在廣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響。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進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這樣被反覆宣傳而樹立起來的。直到“###”以後，每當動員知青下鄉時，各種宣傳媒介都要將她們再次抬出來。這時的她們，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了。

從1963年開始，樹立典型的活動達到了最高潮，甚至“###”期間樹立的典型，其廣泛性和家喻戶曉的程度，也無法與之相比。這一時期典型的突出特點，是“全面開花”，幾乎每一時期，每一地區，每一型別的下鄉知識青年，都有典型被樹立，被各種宣傳媒介“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是一個經全域性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進群體。十年###期間樹立知青典型的活動，則因缺乏這樣有效的運作而顯得零亂、沒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勢的動盪不定，難以對典型加以反覆推廣、反覆宣傳，後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陰謀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為某種政治陰謀而樹立起來的如“白卷先生”張鐵生，彼時再想造成60年代這樣轟轟烈烈的宣傳攻勢，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應該承認的是，先進典型中很多人，下鄉前就是學校的好學生，或是品學兼優的“三好生”，或是班級和共青團的學生幹部，所以在學生和青年中具有相當的威信。聽黨的話，心甘情願為黨的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是他們共同具備的品質。每次動員上山下鄉，各地黨團組織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選這樣的學生，動員他們帶頭。作為一批下鄉青年中的骨幹，他們是聽話的，很多人就此自願放棄了升學的念頭。在從上海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中，就有相當一批這樣的“三好學生”和團幹部。他們往往還未離開城市，就已被樹立為先進典型，被宣傳為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樣。由於他們原來所具有的威信，也因為他們確實有高於一般下鄉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質，所以這樣的典型，對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們自己，卻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價。因為絕大多數典型並未能如邢燕子、侯雋那樣聞名全國，他們下鄉以後，往往就混同於普通知青，經歷著與普通知青並無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難。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