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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長期以來中國仕子追求“忠孝兩全”，也就是隻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兩端。但是，對於朝廷和家庭之間的遼闊的中間地帶，卻很少予以關注。這遼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公共空間。有等差的愛，使人們對公共空間的行為缺少明確引導。就像上次王安安同學說的，直到今天，中國遊客在外國經常因為隨地吐痰、大聲喧譁等毛病受到抨擊。原因正在於，他們未曾獲得過在正常的公共空間對陌生人表達愛心的行為訓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明白，當年墨子正是要用兼愛來填補這些無愛的公共空間。墨子的形象，突然在我們的一次次遺憾中重新清晰起來。

有等差的愛，讓人為了辨別其間的等差而不勝其煩。因此，不以親疏為界，不以等級為階，敞開胸懷兼愛他人，兼愛眾生，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這方面，佛教和墨子，埋下了很好的種子。

由“兼愛”，必然會引致“非攻”，這裡面有一種邏輯關係。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著好幾層意思，其中最顯現在外的一層就是在一個戰亂的時代反對戰爭。在這一點上，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種比儒家更徹底的和平主義。儒家說，不要去追殺敗逃的敵人，他們逃跑時戰車如果卡住了，我們還要上前幫忙抬一抬，這就是儒家的仁愛。在墨家看起來，戰爭本來就不應該發生，任何攻擊性的侵略行為都應該被否定，這就是墨家的“非攻”。

第十五課 中國會不會因他而走另一條路（3）

墨子徹底反對戰爭，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勞苦大眾的心理。從表面上看，上層社會說了很多“息忿止戰”、“和為貴”的話，但都還想在戰爭中謀取名利。真正反對戰爭的，永遠是勞苦大眾。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做壯丁、當炮灰，背井離鄉、拋屍千里。所以，當我們按照底層社會的普遍心理來考慮，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呂帆：按照秋雨老師的思路，能不能這樣說，墨子並不僅僅是站在某一國反對另一國，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體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體現了一種被征服者的立場，是以一個弱者的姿態和地位來說的。這種弱者的姿態和地位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消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徵服者和被征服者、強者和弱者的區分，現在這個時代也存在這兩個階層，在這種意義上，墨子具有一種永恆的價值。雖然他的理想在現實中往往無法實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發出了聲音。

‖餘秋雨：我贊成你的這一視角，把“非攻”的意義擴大到了戰爭之外。這也牽涉到了社會的多數還是少數的問題。你所說的“弱者”，或者說被統治者，數量龐大，卻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歷朝歷代，固然每個時期看上去都有一些政治、軍事上的被攻擊物件，但是，永恆的被攻擊物件卻是廣大的勞苦民眾。即使是上層集團的混戰，受到最大傷害的也是拋屍荒野的兵卒、顛沛流離的難民。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確實有一種追求社會公平的人文理想。相比之下，儒家的思路更貼近社會上層，對此不夠徹底。

除此之外，“非攻”還有第三層意思，那就是拒絕中國集體文化心理中互傷、互毀的內耗習慣。這也是站在社會底層旁觀上層互耗所產生的鄙視。上層社會能說出互傷、互毀的千百條理由，這些理由當然不能說服對方，為的是說服底層民眾。但是，底層民眾如果不是傻乎乎地看熱鬧，而是取得了自身立場，那麼，必然會對那種內耗全然否定。一個“非”字，帶有不分青紅皂白的全盤性，因此，社會底層反而取得了居高臨下的整體判決權，有一種痛*。

‖劉璇：中國集體文化心理中的內耗習慣，是不是起源於中國人把戰場的內移？中國文化不同於遊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戰場一直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內部，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會向外尋求爭奪的物件，把國人的目光引向一處。

‖叢治辰：內耗當然不好啦，但是把“耗”引向外部，引到非洲、拉丁美洲去，那就好嗎？

‖王安安：中國先秦的學派大多包含了對鬥和爭的理解。儒家注重人際關係，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有很多爭鬥、內耗的成分。即便是道家在談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時，其實也還暗藏了一種心機，那就是：以不爭來爭。就像秋雨老師說的，“兼愛”與“非攻”有邏輯關係，墨家正是從“兼愛”這個信仰出發，退守到

“非攻”，二者是前提和結論的關係。先是“兼愛”，別人的父親和你自己的父親應該同等地去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