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我當初加上這個“腳註”，只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確在當時表態就是檢討，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別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討論了整整三個月。我內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彷彿給我當頭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態的前言或後記。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我戰戰兢兢，彷彿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在字裡行間流露。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並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他後來徵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荃麟同志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態也沒有害處。這些年運動一直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著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註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國的夢》的腳註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重讀一遍，略加刪改，就放在新的《選集》裡面。我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心裡想著一個朋友。在姚文元一夥人圍攻我的時候，他安慰過我。可是在“文革”發動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謂“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我在全國人代會上見過他一面，是那樣瘦弱，那樣嚴肅。我希望他早日渡過難關，卻想不到問題越來越多，形勢越來越壞，他居然給關進監牢，而且死在獄中。他為了說服我同意抽去後記，跟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在新版《選集》中又採用那篇後記，不僅是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紀念這位敬愛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著編造假話。形勢改變，我不再整天戰戰兢兢地念著“臣罪當誅”，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了。

懷念非英兄（3）

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諒，將來如果有機會重印《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註，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並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著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但這些改變並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只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彷彿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只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不過我並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我並不那樣重視生命。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歷，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人間。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三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寢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臺，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閒聊。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