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間它們是我的罪證。現在它們又是我的生活與創作道路上的腳印。要批判我，論斷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們。在我，自信和宣傳的時期已經過去，如今是總結的時候了。我把自己有的東西陳列出來，讓讀者們講話。一定還有遺漏，但決不是我有意為之。不過我並沒有蒐集為非文藝譯著寫的序跋，心想編一本集子總得有個範圍。其實這也是一種框框。可見解放思想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近兩年常常說要認真地解剖自己，談何容易！我真有這樣的勇氣？

我想起來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東京朝日講堂裡講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學生活。講話結束，我在門廳中等候車子，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對我說：“您批評了自己，我是頭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卻使我頭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馬上又掉轉身子，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有一位朋友勸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

我感謝這兩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聽他們的話。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還是這樣想的：第一，人活著，總得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事情；第二，即使我一個字都不寫，但說過的話也總是賴不掉的。何況我明明寫了那麼多的文章，出過那麼多的書。我還是拿出勇氣來接受讀者的審查吧。

有人責備我：“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厭倦？”他用了“厭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卻是恐怖，不是厭倦。今天我的眼前還有一個魔影。手拿烙鐵的妖怪在我的這本集子裡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審查？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忘不了那些騙子。我說審查，是指讀者的審查，多數讀者的審查。”我這樣回答。“我相信不會再出現那樣的空白。”

是的，一紙勒令就使我擱筆十年的事決不會再發生了。

六月十一日

十年一夢（1）

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話是一位公主向一個武士說的，當時是出於誤會，武士也並不是真的奴隸，無論在身或者在心。最後好像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使我感到興趣的並不是這個結局。但是我也萬想不到小說中一句話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寫照。經過那十年的磨鍊，我才懂得“奴隸”這個字眼的意義。在悔恨難堪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來跟我當時的處境對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時候更清楚。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這十年的奴隸生活也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寫小說的人愛說，有生活跟沒有生活大不相同，這倒是真話。從前我對“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這兩個片語的理解始終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寫《家》的時候，寫老黃媽對覺慧談話，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這位少爺，我心想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寫鳴鳳跟覺慧談話，覺慧說要同她結婚，鳴鳳說不行，太太不會答應，她願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我想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間我受批鬥的時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有人舉出了老黃媽和鳴鳳為例，說她們應當站起來造反，我卻把她們寫成向“階級敵人”低頭效忠的奴隸。過去我也常常翻閱、修改自己的作品，對鳴鳳和黃媽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不曾看出什麼大的問題。忽然聽到這樣的批判，覺得問題很嚴重，而且當時只是往牛角尖裡鑽，完全跟著“造反派”的邏輯繞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一九七○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歲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