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彷彿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他同教授們相處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別人辦事他最熱心。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於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內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別處就業。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他越聽越不耐煩，終於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衊我的朋友就是誣衊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帶著全家渡海，去臺北。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懷念馬宗融大哥（3）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我們一起到墓地，只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著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彷彿來到分別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只是在內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世彌在這裡安息多麼好。”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麼有力。我向他建議將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彷彿死者就在我們中間。他連聲說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別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劃。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臺北。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臺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爭，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懣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臺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魯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喬大壯教授）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他病倒後還吵著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臺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於回來了。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著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隆返滬的貨船。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內。”①

復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於他的病，但是留在臺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他一直躺著，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麼快。關於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著：

父親得不到適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嚥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裡的復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孩子們小聲地哭著，死者靜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