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商必須透過公行（洋商），而不能直接進入市場和華商打交道。

買賣都如此。公行出現於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最初設立時沒有限制，1760年時共有十九家，1771年時公行因夷商拖欠先後賠累停業。

1782年再度恢復，只有十二家，後來又添了一家，於是限定為十三家，即所謂十三行。

因為這十三家專門從事對外貿易，所以又稱為十三洋行。

他們的業務是辦理夷商的貨物報關納稅，管理夷商的日常生活，代理夷商接洽收售貨物。貨物不經由公行不能交換，夷商只是坐候裝卸完畢開船離去。

這是當時杜絕夷商窺伺活動的一種辦法。

廣州十三行外國商人的居住地區也有限制。

分國設立商館，作為外國來華商人臨時居住的地方。

同國的商人同住一處，如英商住英商商館。

商館歸公行管理，為公行所有，由公行分租給外國商人，約束也很嚴格。

1759年頒佈過所謂“防範夷商規條”，規定外國商人銷貨後即須回國，禁止住冬；商館不準交易；公行行商不許拖欠夷商債務，使夷商有所藉口；夷商不許僱用中國僕役，居住地由中國加派兵丁防範。這些條規以後又加改訂，限制更嚴。

關於貿易和生活起居都有限制，如禁止外商打聽中國行情，夷商不許坐轎，禁止夷商家眷上岸，捐稅有一定的規定，等等。

1755年因為歷年往浙江貿易的外船日多，乾隆決定把浙江定海的稅額提高，加以防止，並說，廣東從明代以來就是貿易地方，結果出現了澳門，現在定海的夷商日益增多，如果不加限制，將來就會在浙江重新出現一個澳門。

這次加稅，是使外國商人無利可圖，目的不在於增加收入，而在於限制外商，防止重新出現澳門。

外國商人想出種種辦法，要打破中國地方官員對他們的限制。

1793年、1816年，英國兩次派遣使臣來北京交涉。

在此以前，還從來沒有過外國使臣來北京（帝俄只派過貿易團），這是外國第一次正式派使臣來華，目的是想打破中國對外國貿易的限制。

第一次是借給乾隆祝壽的名義，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來中國，當時乾隆在熱河接見了他們。

他們要求擴大貿易至寧波、舟山、天津等港口，要求減稅和免稅，要求准許英國派遣使臣駐在北京，要求在廣州、舟山附近各租借一個小島收貯貨物。

乾隆當時全部拒絕了這些要求，說：你們前來朝貢的誠意，我很滿意；但是你們提出與中國體制相違的要求，我不能答應。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來華，還是想要求增加港口，擴大貿易，由於禮節問題，使臣朝見皇帝不肯下跪，清政府對他很不客氣，下令驅逐出境。

英使兩次來華的目的都是為了擴大貿易，想比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利益。

當時中國都未予答應。

清廷在對外貿易問題上，限制是嚴了一些，使對外貿易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這是一方面；但是，當時進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因為中外往來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如果不加限制，那麼對中國是不利的。

中國主要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對外來貿易品基本沒有什麼需求。

但是英國等國家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對資本的擴張很熱衷，賠錢的買賣他們很划不來。

因此向中國輸入鴉片，進行非法貿易，從而造成了貿易逆差，使大量白銀流入外國。

只要鴉片一斷，華國這種依然是以農業為主的大國，最關鍵在於大國這兩個字，華國太大了，什麼東西自己能夠自給自足，洋人跟華國交往，想佔到好處，很難。

不過，對於希臘王國這種歐洲小國，尤其是剛剛興起的小國，和華國這種大國，進行對外貿易，肯定是能夠繁榮經濟，對他們是有益處的。

最關鍵的是，華國的工業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了，在工業這一塊，華國不比希臘王國，羅馬尼亞王國這些巴爾幹半島，剛剛從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手中擺脫出來的小國差，當然，比起奧匈帝國，華國的工業還是很薄弱的。

“以後要多加強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我們國內的幾個大學，可以先和貴國首都大學，建立友好學校的關係。”華皇在關心了一下希臘的教育問題之後，拍板道。

希臘國王笑著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