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藥稅，便是鴉片稅！

眾所周知，清朝與英國的兩次戰爭，都是因鴉片而起。中國近代屈辱慘痛的歷史，也是從鴉片開始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鴉片貿易和罌粟種植合法化了，來自鴉片的稅收也相應出現並增加了，事實上，清朝政府對於鴉片的依賴性如同那些上了癮的癮君子一樣，越來越大。在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後，國內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國各地廣泛種植罌粟，與英國實行“鴉片戰”。因而使“土藥”的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到現在為止，“土藥”總產量已經超過進口的“洋藥”數量，這樣當然也導致了中國國內吸食鴉片者的人數劇烈增長。

儘管如此，鴉片給清朝政府帶來的好處也是一目瞭然的。進口的“洋藥”，每年的稅厘收入大約有600萬兩銀子，國產的“土藥”的種種稅捐，大概在2000餘萬兩之上。這樣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個政府，都難以痛下決心割棄它。就在今年，左宗棠便提出鴉片加稅，他的意思是想要透過加稅抑制需要而達到禁菸目的，是“寓禁於征”，但在討論過程中，官府注重的卻是籌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請求禁菸，但各地地方大員卻堅決反對，稱此類建議萬不能行。有人甚至舉出了廣東的例子，稱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厘約百萬有奇，哪有禁菸之後還收稅厘的道理。這項鉅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即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結果禁菸的提議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於清朝政府對於鴉片稅的依賴越來重。儘管禁絕鴉片的呼聲始終不絕，但清朝政府每到財政捉襟見肘時，便會想起這鴉片稅來。在實行土膏統捐的時候，一些地方大員還想到了鴉片專賣，就是說，要像食鹽一樣由國家壟斷鴉片，壟斷價格，實行專賣，為此清廷還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鴉片專賣制度和效果。一向強烈批評英國鴉片貿易的美國人對於鴉片專賣提出了建議，認為實行專賣的目的應在於控制而不是斂財；應該制定三年鴉片漸禁政策，三年後禁絕，等等。一些人計算後認為，僅僅進口的洋藥，專賣收益每年就可達3000萬兩。土藥產量十幾倍於洋藥，專賣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國人就曾經希望包辦中國鴉片專賣，代價是2000萬兩；德國人也曾打過承包鴉片專賣的主意。清朝地方政府對於專賣熱情有加，但最終因為民間的強烈反對和列強之間的矛盾而未能實行。但由此也能見到，清朝政府對於鴉片稅的依賴可見一斑。

熟知歷史的林義哲知道，清朝歲入最重要的是地租、鹽稅、厘金、海關稅、內地關稅、鴉片稅六種。各省情況大同小異，哪怕是由他來當閩浙總督，如果想要解決船政的經費困難，前五項也基本沒有考慮的空間，只有鴉片稅還有潛力可挖。因此對於現在的閩浙總督英桂和福建巡撫卞寶第來說，增加土藥稅成為解決船政財務危機的不二之選。

而對沈葆楨來說，這樣的結果，是讓他難以接受的。

“當年林文忠公虎門銷煙，為的是我大清萬民，不再受那鴉片的毒害，哪知今日竟然淪落到了要抽鴉片之稅養船的地步，九泉之下，叫我有何臉面去見林文忠公啊！”沈葆楨喃喃地說著，流下淚來。

“大人萬萬不可做如此想。”夏獻綸搖了搖頭，說道，“洋藥稅開徵已非一日，此事又非大人之過，亦非林文忠公之過，是非功過，千載之後亦難有定論，大人萬不可以此自責，以至於誤了大事。”

“是啊！大人，不管其是否為船政所用，洋藥稅都在那裡啊！”吳大廷也勸道，“此是權宜之計，等到將來有了固定餉源，再停用也不遲啊！”

“先以洋藥稅濟以緩急，也未嘗不可。”吳仲翔看到沈葆楨還是不說話，便也勸說起來，“若是不用的話，閩省再無別稅可抽，船政恐怕也就此荒廢，我等數年心血，化為烏有，那時恐悔之無及矣。”

聽到吳仲翔把話說到了這個份兒上，沈葆楨沉默許久，仍是沒有說話。

“這件事，沈大人為難，我去和英大人卞大人說好了。”吳大廷見狀說道。

當日，船政提調吳大廷與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經反覆協商，決定從福建省的財政收入中籌措船政經費，定從鴉片稅中提取三成，作為養船經費。

依靠這筆收入維持，“萬年清”以及船政後續建造的幾艘軍艦，均將留歸船政差遣，沈葆楨後來還上奏朝廷，建議將這些艦船編練成艦隊加以訓練，由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兼任船政輪船統領，即船政艦隊統領。

但林義哲明白，這鴉片稅，對於船政來說，也不是長久之計，將來隨著自造艦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