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你，會造成政工隊伍的不穩定。我不同意領導的意見，領導也覺得我的想法不無道理。她最後說，先這樣，以後再說吧。

我記得就在領導這間辦公室，我熱淚盈眶，如果不是忍住，也許會哭出聲來。但在走出這間辦公室後，我終於淚流滿面。

以後，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學校開始鼓勵政工人員考研，而且也開始分流政工人員。我當年因有這樣的想法被批評，而這時卻意外地成為“榜樣”。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當年我的那些同行都陸續攻讀學位，因為在學校從政也需要高學歷高學位。這就是九十年代以後大學的學位不斷貶值的一個因素。從學生時代開始，到做政治輔導員，再到擔負行政領導工作，我們那批人也人到中年，各自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我覺得遺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我們多少都曾經擁有的政治熱情，在許多人那裡已經變質。而自己現在的想法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應當內在於他的學術。即便是這樣一所大學，從這裡出來的人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學畢業初期，曾經有一批意氣風發的青年教師，現在偶爾也聚在一起，雖然還談笑風生，但大家的內心生活早已兩樣。我有時從校園裡走過，常常覺得以前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了。

人琴之戚（1）

一九八一年三月，蘇州作家陸文夫到北京政協禮堂參加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頒獎典禮時，我正在蘇北的鄉下等待高考預考的成績通知單。這一年，陸文夫的小說《小販世家》獲獎。幾個月以後，我帶著一隻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輾轉到縣城，擠上長途汽車到蘇州念大學。在車子顛簸到蘇州城北時，我看到了遠處斜著的虎丘塔。當時我對蘇州文化的瞭解，僅止於園林、刺繡、評彈和唐伯虎等常識，因為愛讀小說，知道這座城市現在有個寫小說的陸文夫，以前有個叫周瘦鵑的“鴛鴦蝴蝶派”。

蘇州給我最初的印象破敗而狹小。這座城市如同幾個拼在一起的小城鎮，磚瓦、小橋，甚至連流水都是舊的。它曾經繁華，但給人的觀感有不少衰敗雜亂的痕跡。我在前面說，這畢竟是繁華後的衰敗，和我經歷的一貧如洗的荒涼不同，而且，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氣象已初顯端倪。課餘假日，我和同學出了學校門，通常從小巷子穿過，踏著青苔，繞過斷垣殘壁，收音機裡傳出來的琵琶聲與行人若即若離。蘇州煙水縹緲，朦朧而寧靜，但也失之沉悶和冷清，評彈的旋律增加了這座城市的動感。我讀書的大學，有多處歐美風格的建築，大學圍牆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著幾座舊教堂及洋房，這些建築和蘇州一貫的粉牆黛瓦極不協調。但不管怎樣，我呼吸到的是舊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氣息。

我曾經一度對我所在的大學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發展的蘇南鄉鎮企業已經改變這個城市的面貌，也在改變大學與社會的關係。但我們遠離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學熱和文化熱，我在安靜的校園，散淡的小城裡體驗著處在文化邊緣的壓抑與失落。這裡沒有交響樂，沒有畫展，沒有話劇，也沒有沙龍，一切都比別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們只是從報紙、雜誌、廣播和在週末看到的電視裡，感受著外面的氣息。比鄰的上海和遙遠的北京，則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讀書的同學，不時興奮地傳遞他們又看了什麼演出、畫展，聽了誰到學校講演的訊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讀書的同學，能夠隨時買到新書，經常聽到作家講演。買張火車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華書店淘書，對我們學生來說是奢侈的，更不必說去看演出、畫展，聽作家講演。在一次系科召開的新生座談會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請一些作家到我們學校講演，如果遠處的不行，能否邀請蘇州的陸文夫老師和我們同學見見面？其他同學隨即附議。主持會議的老師說，請陸文夫老師可以想想辦法，外地的作家等他們路過蘇州的時候找機會。這樣一個承諾讓我和同學興奮地期待著。

就像在鄉下等待電影放映一樣，我等待著路過的作家，等待在不遠處的陸文夫從小巷深處走出。

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劇作家陳白塵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們停課到學校大禮堂聽陳先生作學術報告《戲劇漫談》。那時還不流行講演一詞，一九八一年三月，蘇州作家陸文夫到北京政協禮堂參加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頒獎典禮時，我正在蘇北的鄉下等待高考預考的成績通知單。這一年，陸文夫的小說《小販世家》獲獎。幾個月以後，我帶著一隻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輾轉到縣城，擠上長途汽車到蘇州念大學。在車子顛簸到蘇州城北時，我看到了遠處斜著的虎丘塔。當時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