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毅夫考慮了一會兒，說：“雖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但據我掌握的材料，也能給你們提供十之七八。好，我願做東北軍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

從此，方文便秘密住在於毅夫家。於毅夫家是個四合小院，偏北的一間房留給方文居住。這間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同時，方文也將攜帶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隱藏在屋內一個角落裡，供工作之用。

一天夜裡，於毅夫拎著一個大皮箱走進了方文的居室。

於毅夫將皮箱放在桌上，高興地說：“老同學，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了。”說罷，開啟了皮箱。方文湊過來一看，嚇了一跳，只見皮箱裝著滿滿的軍事檔案和作戰地圖。

“啊呀，你這不是把東北軍的機要室都搬來了嘛！”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卡上照相機，調好焦距。於毅夫則內行地將一盞檯燈移過來。

“咔嗒、咔嗒。”室內靜悄悄的，只能聽到照相機摁動快門的聲音。

三個小時過後，總算將檔案和地圖拍完。

方文拍著於毅夫的肩說：“毅夫，首先我代表組織謝謝你。其次，我要勸你，今後萬不可大批次地偷拿司令部檔案，萬一被上級知道了，暴露了你的身份，豈不壞了我們的事業。”

於毅夫誠懇地點了點頭，“放心吧，老同學，今後我會格外小心的。”

在東北軍的工作進行之時，上海情報小組的成員柳憶遙從上海趕來向方文報告，他在山西省軍閥閻錫山司令部發現了有用的線索，請他考慮是否錄用。

當時在華北有兩個被蔣介石利用的地方軍閥，一個是東北軍，另一個是閻錫山的山西軍。現在已在東北軍裡有了於毅夫，正應在山西軍裡尋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裡也找到可用之人，則華北工作的組織問題基本上解決了，所以柳憶遙的訊息使方文十分興奮，連忙追問詳情。原來山西省省長趙戴文的兒子趙宗復是北平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很想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點工作，在他畢業回山西之前，主動找到老同學柳憶遙，說如有用得著他的地方，他一定盡力而為。趙戴文是閻錫山的老師，他的兒子如能為革命工作，就等於在閻錫山身邊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這樣的人，正是組織尋求的理想物件。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並接受柳憶遙的建議，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正式和趙宗復談了一次話。趙宗復返回山西后，將閻錫山與日本秘密勾結，對蔣介石貌合神離，待機而動的情況，及時報告給組織，為共產國際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材料。

就這樣，情報組織中的中國情報戰士，從南京到香港，從上海到北平、太原，編織了一個卓有成就的情報網，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績。為此，莫斯科總部不止一次地來電錶揚佐爾格領導的情報系統，稱讚他們“快捷、準確”地提供了國民黨軍隊的活動情報，及其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絕密資訊。

第5節　在另一條戰線上

這是遠東一條鬥爭戰線，它像世界上許多無形的街壘一樣，是一場暗中的較量。

——理查德·佐爾格

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系統的負責人，佐爾格不僅指揮著手下的情報人員出生入死，而且自己往往也戰鬥在最前沿。

為了蒐集帝國主義列強幫助國民黨政府進行不義戰爭的軍事資料，佐爾格常常在南京的“國際俱樂部”和“扶輪俱樂部”裡一連呆上幾個晚上，誘使他的交談夥伴——那些軍官朋友酒後吐真言，而他在這種時候卻始終得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從德國蒐集到許多關於這些軍事顧問的背景情況，使他在與他們周旋應付中始終佔據主動。

1931年底，佐爾格從南京顧問團上校專家勒貝爾博士處獲悉，在柏林的埃貝爾貝克不久前簽署了一份合同，即將出任中國蔣介石政府的軍事顧問。

佐爾格立即設法會見了這位“一戰”中的老戰友。在他們的交談中，佐爾格瞭解到，德國軍隊將秘密幫助國民黨軍隊設計一種新型的山炮。這種大炮是在彈道學家赫爾曼·克蘭茨教授，以及柏林軍事工程學院的威廉·施維寧教授指導下，由工程師們總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後，加以改進生產的。生產這種武器是德國康采恩秘密軍備計劃中的一項，由於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生產大口徑、遠射程的火炮，所以國防軍透過他們的技術顧問，與瑞典波福爾斯工廠合作，準備在中國試驗一下他們生產的武器效能。波福爾斯工廠計劃在1932年用首批生產的48門山炮裝備南京軍隊的兩個炮團。運送時，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個部分，每一部分都重達百公斤以上，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