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話雖說得漂亮，但出兵原因並不是朝廷的命令，而是考慮到鄉勇隊內部的平衡問題。

之前的淮南之戰，鄉勇隊出兵八千，抽調的都是廬州以及附近人馬。要是敗了自然無話可說，可惜的是此次淮南戰役雖然沒能達成預期目標，但鄉勇隊的表現卻是極為精彩，參戰官兵受到朝廷大加封賞。

俗話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淮南之戰讓部分鄉勇隊官兵獲利良多，剩下上萬沒參戰的弟兄不羨慕才怪！

吳可也聽說了底下有不滿聲音，只是眼下鄉勇隊高層團結一致沒有異音，這才將這些不滿聲音彈壓下去。

但一味的彈壓可不是啥好事，總得找個機會補償補償心理不平衡的弟兄不是？

不過戰鬥又不是說有就能有的，安徽清軍控制地盤內別說山賊土匪，就是稍微大些的幫派都受到嚴格監控，哪有可供上萬人馬立功的物件？

再說了，清剿境內匪患本就是當地駐軍份內之事，小打小鬧也沒有多少功勞，只能讓一小部分底層官兵受益而已，沒必要大動干戈勞動大軍出馬。

沒想到瞌睡就有人送枕頭，河南官府的求援正好解了吳可的煩惱，出兵助剿只不過順手推舟的事兒而已。

安徽清軍的異常調動自然引起金陵城中太平軍的關注，立刻做出應對性措施，安徽清軍可不是善茬，太平軍之前雖然連破江南江北兩座大營，可在安徽清軍手頭卻是連連吃虧，這樣的強敵他們可不敢怠慢。

沒錯，在太平軍高層心中，安徽清軍已經是他們欲除之而後快的強敵。

他們眼下才剛剛收穫一場大勝，手下收攏起來的兵力跟大將早已離開，可不願意這時候再和安徽清軍大幹一場。

先不說能不能打贏，就算打贏了不能一鼓作氣將安徽清軍殲滅那也是得不償失損人不利己。

幸好安徽清軍調動很快完成，駐紮在宿州，池州還有阜陽等地鄉勇隊跟楚軍短時間集結完畢，蚌埠做為後勤中轉基礎由鄉勇隊後勤總管吳天志坐鎮。

待一切準備就緒，安徽清軍兩萬餘人浩浩蕩蕩殺奔河南而去。

只有真正進入河南地界，才知道因為黃河改道的緣故，對河南造成多麼巨大的創傷和損失。

流民遍野，餓俘遍地，到處都是面黃飢瘦的流民，那一副副慘不忍睹的慘狀實在讓人心驚。

要說朝廷一點作為沒有吧也太過極端，只是效果實在讓人無語……

1855年8月1日黃河決口之初，朝廷曾設想堵口。8月19日，東河河道總督李鈞派人在決口處作了一次實地勘察，測得決口東西壩相距實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寬，這麼大的決口要想築堵成功，實在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幾萬至幾十萬，用銀幾百萬至上千萬。

而1855年對朝廷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年份，太平天國不僅在金陵建立了政權，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大片地區，而且它的北伐軍一度打到北京附近，大清面臨被推翻的危險。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朝廷必然把太平軍當作心頭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對黃河的泛濫只能“深堪憫惻”，在“因勢利導”、“設法疏消”的幌子下任憑黃水漫流。

朝廷在9月6日的上諭中特別強調堵口的困難：“惟歷屆大工堵合，必須帑項數百萬兩之多，現值軍務未平，餉糈不繼，一時斷難興築。”

朝廷在黃河改道前後的無為表現，使得這次黃河改道的危害極為慘烈。

決口當年，山東巡撫崇恩統計，成災十分（即顆粒無收）的有1821個村莊，災情九分者有1388個村莊，災情八分者有2177個村莊，災情七分者有1001個村莊，災情六分者有774個村莊，六分以下者不記。

也就是說，災情在六分以上的村莊就達7161個。

咸豐年間，山東是大清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個村莊按200戶人家、每戶5口人統計，山東受災六分以上的重災區難民就逾700萬人。

當時的情景是，黃水源源不絕，前漲未消，續漲驟至，村落被衝，瞬成澤國，極目所至浩淼無涯；災民皆散處山麓高原，搭蓋窩棚，暫為棲止；“濟南、武定兩府如歷城、章丘等州縣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勝計。”

黃河改道受禍嘴深者自然是山東，可是作為源頭的河南也好不到哪去。

情況很是不容樂觀，大軍行進引來流民無數，紛紛聚於營地附近想討一口飯吃。

吳可還沒冷漠到可以對此無視的地步，一邊派遣手下維持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