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這件事從側面反映出，由於沙俄曾經佔領伊犁達10年之久，加之伊犁的俄羅斯人比較多，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受到深刻影響。遷政信在離開伊犁時，伊犁知事又把他一直護送到伊犁河以南，路上還為他“獵一野鴨”，當天住在維吾爾族老鄉家，“晚烹日中獵鴨下酒，其味甚佳”。；

遷政信在伊犁接觸的第二類人是商人。他剛到綏定北關，當地官員就帶著下屬和“紳商十餘人來迓。”在伊寧商業協會召開的勸導商民推行印花稅的集會上，遷政信還見到了大名鼎鼎的維吾爾族鉅商裕三巴依：“有纏商名裕三巴依者，當場指說縣署，素無此項公佈，語氣蠻橫，其刁悍為纏族所稀有。”遷政信由此看出兩點：一是當地鉅商的財大氣粗，目無官府；二是反映出商民對於政府苛捐雜稅的反感。裕三巴依當時是伊犁的首富，“有資二百餘萬銀元”，是伊犁皮革廠的創辦者，他倚仗著後臺的庇護，曾經壟斷了伊犁各大草原的皮毛交易。和僅次於他的另一位急公好義的維吾爾族大商人雅和普相比，他可以說是“一毛不拔者也”。雅和普“民國初元，以私人維持伊犁紙幣，新疆省長楊增新曾為褒獎四等嘉禾勳章”，同那位“巴依老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遷政信在伊犁接觸的第三類人是各地的維吾爾族首領和哈薩克族千戶長、百戶長。他離開伊犁取道那拉提前往南疆途中，得到了當地少數民族頭面人物的殷勤接待。一方面因為鎮守使打招呼在先，另一方面新疆各少數民族素有好客風尚，對於他這樣的“官員”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