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理想的心靈伴侶的念頭，難免會焦慮失望。記者佩吉·歐倫斯坦發現，有成就的年輕單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還孑身一人就恐懼不已。歐倫斯坦寫道：

在紐約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負的年輕女性，我問她們，由於種種可能，如果到40歲還依然單身會怎麼樣，她們看起來都很恐懼。萊斯麗聲音有點顫抖地說：“還沒有這個選擇。”特雷西說：“我不想考慮這個問題。”阿比用手指節敲擊桌子，搖著頭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那麼，尋找心靈伴侶的理想對於參與我課題研究的大於35歲的單身女性有何影響呢？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採訪的從未結婚的或者離異的女性中，雖然只有幾個人談到了心靈伴侶這個術語，但是她們中還是有一些人贊成類似於心靈伴侶的提法的。不管是未婚的還是離異的，這些人都在尋找內心深處的結合。她們想找到一個“人生伴侶”，一個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舉個例子說，參與我這個研究課題的兩個單身女人，一個是拉丁美洲的，另一個是美籍非裔，她們在三十七八歲到四十五六歲這個過渡期間清楚地談論過理想中的心靈伴侶問題。雖然你發現她們與白種人有區別，但是在我採訪過的白種人與非白種人屬於中產階級的單身女性中，她們的故事主題卻是驚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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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喀都扎：一個離異的單身母親（1）

我一下子被瑪麗亞·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齒清晰，是一個活潑的拉丁美洲人。在一個溫暖的夏日夜晚她來到了採訪組，上身穿著一件樸素的襯衫，下配短裙，腳穿涼鞋，自然地披著一頭棕栗色頭髮。瑪麗亞那年38歲，看起來還像一個女孩子。她談話很投入，言語間不時地夾帶著手勢。

這個離異的單身母親在波多黎各出生長大，她正在具體地談她在找的未來伴侶：“我希望我會找到自己的心靈伴侶。他能明白在我想什麼，並且能設身處地地與我同行，反過來我對他也一樣。我沒有失去希望，即使我還沒遇到一個，我敢說：‘這個人很沉穩，他事業有成，能面對自己，很坦誠，不藏心眼。’”　我驚訝於瑪麗亞清楚地表達理想中的心靈伴侶。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國加入反文化運動有很多年了。

她18歲時是個素食主義者，信奉佛教，練習瑜伽。多年來她夢想著離開島國，在一個更寬鬆的環境下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21歲的瑪麗亞，帶著節省下的錢，放棄了在波多黎各學院的學業，飛向佛羅里達，開始了旅遊冒險生活。不久她在田納西的一家社群農場落腳。這個農場有一千多人，瑪麗亞搞些翻譯工作，和學校裡的孩子一起幫農場幹些活。之後她離開農場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綠色蘋果。瑪麗亞回憶說：“那時真有意思，我們只摘蘋果，吸嗎啡，就是年輕。”

但是瑪麗亞喜歡的生活方式沒能消除伴隨她成長的宗教信仰的影響。她25歲時嫁給了一個在社群認識的來自英國的男朋友，因為她想要個孩子。她解釋說：“我是個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結婚後才能懷孕。”儘管有冒險精神，她還是渴望過上一種她不曾有的傳統的家庭生活。雖然她對男友約翰不算十分滿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並且她喜歡約翰的媽媽。瑪麗亞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約翰的媽媽家，在那度過了八個月的時光。他媽媽得了癌症，他們幫她度過化療期。

瑪麗亞認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種憂鬱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夠“讓他振奮起來”。有了孩子之後，他們第一次自己單住，她醒悟過來。“我們之間沒有交流，”她說，“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談論，也沒有精神上的溝通。”這次婚姻只維持了三年，當他們的兒子伊桑兩歲的時候，她離開了約翰。

20世紀80年代她離婚之後，瑪麗亞又過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幾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後又搬到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小鎮。瑪麗亞做過很多工作——房間清掃工、木匠、瑜伽教練、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學齡前老師。然而在她三十五六歲的時候　，有八個月的時間她接受了福利救濟，這樣她就能夠在全日制的大學裡就讀了。

獲得心理學的學士學位和社會服務的碩士學位標誌著瑪麗亞遠離了反文化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她總是表現出個人精神上的價值觀。她從不談起參與任何組織的政治活動，也從來不把自己當做一個女權主義者。然而在她28歲的時候，瑪麗亞決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媽媽的姓。這表示了她對男人的憤怒，同時也強調了如她所說的“我只屬於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