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政治或非傳統的冒險行動。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找到滿意的工作或闖蕩人生，由此發展強烈的自我意識。假定我們30多歲之前生活伴侶就能出現，我們中間一小部分人不但追求非傳統的婚姻，而且願意嘗試核心家庭之外的標新立異的生活方式。到我們三四十歲的時候，我們中有些人選擇做單身母親，假定我們不受生物機能的影響，會更容易找到一個伴侶。其他的人則堅定地選擇不要孩子。之後我們有些人又選擇離開了被虐待的關係或是令我們窒息的婚姻。不去尋找生活中的伴侶，我們專心發展事業，撫養孩子，尋找另一個可提供支援的來源。我們中有些人會被我們愛慕的伴侶拋棄，使我們覺得感情受到了傷害，失去了信任感，但是我們度過了這些生活的磨難。我們中的許多人經歷的不只是一種坎坷。但我們誰都不會想象到自己在40、50或60歲的時候還單身。當然我們也沒有想到作為單身女性的我們也沒有感到孤單，會過著充實又滿意的生活。我們同傳統文化資訊——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認為——幸福取決於找到伴侶的觀念作鬥爭並超越它。

在整個30歲、40歲，以及向50歲邁進時，我們許多人都在堅守理想的心靈伴侶的理念，但是我們沒有花大部分時間去尋找，而是在營造自己的生活。營建的許多社會支援因素與那些已婚女性建造的相似。但是，作為單身女性，我們透過文化不太認同的因素——親戚朋友的幫助來達到目標而不是透過伴侶。常常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為建造可行的單身生活添磚加瓦，在50歲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當走出伴侶這種禁錮時，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很滿足。

在下面的篇章裡，我追蹤調查了一些女性選擇什麼樣的道路使之走向單身的，其中的一位一直單身，有兩個是離婚的女性，還有一個是我自己，以及我們為自己營建的支援因素。我們四個人代表了我研究中的新單身女性的多樣化。我們中有三個是白人，一個是非裔美國人。有三人是母親，其中的一個是女同性戀者，那個沒生育的下定決心不要孩子了；一個是幾乎沒有過家庭的；另一個生活在大家庭中。就家庭來說，有三個生長在中產階級家庭，另一個出生於工人階級；我們兩人的母親是全職做家務，另外兩個的母親外出工作，同時也做家務。

我們四人做出的人生選擇以及我們給自己創造的支援因素是所研究的其他單身女性生活的一個縮影，包括在後面的章節我要講的那些人的故事。

對生活的選擇造就長期的單身

我們的選擇有其歷史特殊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1965年後，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婦女運動以及為新生活方式辯護的革新文化提倡的理念，使得我們所有人的選擇都成為可能，部分的選擇由此塑造而成。這些變革思想與更傳統的理想婚姻和家庭生活觀念共存。在將來，不同或更廣範圍的選擇可能會推動單身生活。而且，這些都是中產階級的選擇，以經濟上至少適度有保障、受過高等教育、屬於白領階層為先決條件。然而，我們沒有任何選擇一定意味著我們不得不保持單身狀態或成為新單身女性，有配偶的生活也可以具備這樣的條件。但是做出這種生活選擇的女性不太可能花費過多的精力去尋找伴侶，她們也不太可能為了找到伴侶而委曲求全。

選擇非傳統的生活

選擇非傳統的生活方式或許與那些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成年女性最有關係了，那時與今天的情況不同，核心家庭控制著個人生活，還有70年代、80年代早期選擇離婚也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我和吉莉安·海爾德一直單身，選擇不結婚但選擇前衛的生活方式。瓦努娜·拉·布蘭克和朱麗葉·科恩在1980年離婚，這種做法在她們的社交圈子裡屬於非傳統的行為。

選擇不結婚（1）

吉莉安個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群大學教歷史和跨學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採訪她時她54歲。她熱愛教學，有自己的家，經濟上有保障。從我聽到她的故事，到接下來跟蹤調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經歷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

我倆都是1940年出生，來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穩定的中產階級家庭裡的獨生女；我則是有類似家庭背景的三個孩子中的老大。我倆的母親都是由基督教徒變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職家庭主婦；我倆的父親都是專業人士，我的父親是紐約州北部的康奈爾大學農業學院的教授，她的父親是俄亥俄州的一個工業化農場城鎮的律師。我們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婚姻很和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