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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人勸他：“您做的雖然都是好事，可萬一有個好歹，您不但自己會身首異處，整個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揚脖子：“您這是什麼話？做臣子的效忠皇上，應該生死相許。至於成敗，那是老天爺的事情，用不著考慮。怎麼能因為害怕失敗，就無所作為呢！”

這話或許有些誇張，可也不是完全沒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著這個念頭，反覆之間就會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來怎麼好像一點兒也不猶豫呢？

到英宗晏駕，韓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許因為太順，兩朝顧命大臣保駕功勞太大，以致讓他失去了自我感覺，這一次，他壓根兒就忘了自己是誰了，居然根本沒想到，從來還沒有第二個人做過兩任山陵使！再任以後的辭職外調，當然更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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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遺事　第六十二回（3）

但這一次，形勢已完全不同於上一次了。

原來敬重他識量英偉、老成持重，將他當作國家朝廷穩定象徵的人，因為濮議，已經與他分道揚鑣。一旦分道揚鑣，那看法也徹底翻了個兒：識量英偉變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變成專權跋扈，穩定象徵則成了遲緩滯惰。加上韓琦對待他們嚴厲無情，他們自然也要以牙還牙，將他視為寇仇。而他們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內外是頗有一些影響力的。他們由鐵桿支持者變為堅定的反對派，對他當然不是什麼福音。

以韓琦為核心，中書幾個大臣倒是比較團結的。不僅很少窩裡鬥，彼此之間還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於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穩妥與熟諳政事。

歐陽修敬重他的德量氣魄，曾公開承認：“一百個歐陽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個韓公！”

他呢，則對歐陽修的學問文章五體投地：“韓愈之後數百年，學問文章，唯有歐陽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說，也真將歐陽修的意見看法奉為圭臬。歐陽修認為易經《繫辭》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說》，韓琦也就再不談它們了。

這種互相瞭解與敬重，往往能使他們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舉措。英宗以來許多大事的處理，不都是明證嗎？用空頭劄子驅逐史志聰，該是最典型的例子了。雖然也有人攻擊他們狼狽為奸，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但要維護與穩定政權，這卻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總是爭權奪利，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多呵！

但維持會只是在需要維持、不維持就有滅頂之災的時候，才有價值。當情況一變，政局相對穩定，改革與發展成為第一需要，光將個維持會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夠了。不僅不夠，它還會成為一種負擔，阻礙前進。

自從慶曆新政失敗，參與新政的人，無論組織還是思想，大體都風流雲散了。各人情況或者多少有些區別，但告別變革，只樂於維持現狀的心態，卻是大同小異。正因為如此，慶曆新政以後的政治，大體也就是個維持會政治。中樞大臣的角色，大體也就是維持會會長、理事什麼的。他們要有雷厲風行，也只是在維持會的天地之內，循著維持的大原則而窮折騰罷了。

仁宗晚年，英宗登基，如果這一切還多少有些存在價值的話，到神宗接位，它們就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神宗是長子接位，人雖年輕畢竟已經成年，挑戰皇權的威脅也不大，政權相對說來是較為穩定的。國家面臨的最大危險是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財政崩潰，非大刀闊斧革故鼎新，不能挽救危局。看好韓琦敢作敢當、不避斧鉞的人，回頭一看，他正帶著一班人在維持會慢條斯理窮翻老皇曆，能不焦急失望嗎？

他們比濮議那一幫戰敗者更有緊迫感，也更有激情，終於最後發難了。

御史臺率先做了代言人。選擇的攻擊點，仍然是韓琦他們的失禮。

大宋朝規定：臣子朝見皇上，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中樞大臣處理政務等，則在垂拱殿。朝見的臣子禮拜後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佈退朝，才能下殿。丞相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著一起守候——的義務。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處理完了再趕回來。實在事情太多，趕不回來，只好算了。丞相無緣無故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禮，御史們有權追究他蔑視朝廷的罪責。但垂拱殿到底有沒有事，有事要花多少時間，常常沒有準頭，所以丞相押班的規定執行起來，也就難得嚴格了。可嚴不嚴格是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