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尊道經》和《新道德經》，擁有基礎的數學知識，能夠用算盤（東漢末年徐嶽的《數術記遺》中已經有了詳細的珠算記錄，可以認為東漢末年已經有了算盤進行計算，稱：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遊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五，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其珠遊於三方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他們懂禮識法，知道帝國的歷史，有帝國子民的榮譽感，有華夏民族的歸屬感！所以新文的推行是必須的，只有推行新文，他們才能真正成為帝國的新國民！另一個方面，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古文教育和新文教育也要同時推行，在前進的同時，也不能忘本，否則華夏民族的根髓就會消失。”

其實，劉協自己也很矛盾，讓漢語的標準化、規則化、清晰化是大漢帝國真正全面推行基礎教育和全民素質提高的根基，也是工業化發展和技術帝國發展的需求，是廣富主義、民主主義和道德主義實施的根本，但讓國學徹底消亡也是不允許的，所以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推行標準化、規則化、清晰化的新文，也同時推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