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會，同時每一個行業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組織。但是這種聯合會是維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來；只有特別普遍的高潮才能使這樣的聯合會誕生並使它具有行動的能力。

這些工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個或幾個業主拒絕承認工會所規定的工資，那就派一個代表團去見他們，或者向他們送上一份請願書（看吧，工人是能夠承認專制的廠主在他那小王國裡的權力的）。如果這樣做仍沒有結果，工會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夥回家。如果一個或幾個廠主拒絕承認工會所規定的工資，這種罷工（ｔｕｒｎ？ｏｕｔ或ｓｔｒｉｋｅ）就是區域性性的；如果某一個勞動部門所有的廠主都拒絕承認，那末罷工就會成為總罷工。這就是工會的合法手段——所謂合法就是在宣佈罷工前要預先提出警告，實際上卻並不都是這樣。但是，只要有些工人還沒有加入工會，有些人為了廠主所許給的眼前利益準備退出工會，這種合法手段就很少發生什麼效力。特別是在區域性罷工時，廠主很容易從這些“害群之馬”（所謂ｋｎｏｂｓｔｉｃｋｓ〔工賊〕）中招僱工人，從而使聯合起來的工人的努力毫無結果。工會會員通常企圖用威脅、辱罵、毆打和暴力來對付這些工賊，總之，用一切方法來恐嚇他們。於是這些工賊就向法庭控告，而由於法律的守護者資產階級還掌握著政權，所以只要一發生違法的行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個工會會員，工會的力量幾乎總要受到損害。

這些工會的歷史充滿了工人的一連串的失敗，只是間或才有幾次個別的勝利。自然，工會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變工資決定於勞動市場上的供求關係這一？濟規律。因此，工會是無力消除影響這種關係的重大？因的。在商業危機期間，工會或者不得不自動降低工資標準，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勞動的時候，它們也不可能把工資提得高於因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而自然規定的水平。

但是對個別的區域性的次要？因，工會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廠主不是面對著集中起來的、準備反抗的工人群眾，他就會為了發財而逐漸地把工資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廠主進行的競爭也迫使他這樣做，於是工資就會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廠主相互間的這種競爭在正常情況下是會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個廠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資，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競爭者所共有的條件決定的，結果都會引起罷工，而罷工無疑地會給他帶來損失，因為在罷工期間他投下的資本不能週轉，機器也要生鏽。同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資也還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競爭者就會跟他學，他們的產品的價格也會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潤又得從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機完結時，工會當然會使工資更快地（比它們不加過問時）提高。廠主所關心的，是在其他企禁主的競爭還沒有迫使他提高工資以前儘可能地不這樣做；可是，由於工會的存在，市場上的情況一好轉，工人自己就會要求提高工資，並且他們往往會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況，以罷工來迫使廠主提高工資。但是，正如我已？說過的，工會對左右著勞動市場的較重大的？因是無能為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飢餓逐漸迫使工人在任何條件下復工，而只要有幾個人這樣做，工會的力量就會被摧毀，因為在市場上有一定數量的存貨的時候，資產階級有了這幾個工賊就能夠消除生產中斷所引起的最嚴重的後果。由於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會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後連小鋪老闆也拒絕高利的賒欠了，窮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的枷鎖。但是廠主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這只是由於工人的反抗才成為他們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資，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資降低（即使是由於市場狀況所引起的工資降低）看做他們的處境的進一步惡化（他們想盡力抵抗這種惡化）；因此，大多數的罷工都是以工人吃虧而告終。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工人明明知道宣佈罷工沒有用，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辦法呢？問題很簡單，因為工人必須反對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這種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為工人一定要宣佈，他作為一個人，不能去遷就環境，相反地應該讓環境來適應自己，適應人；因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這種環境妥？，承認資產階級在商業繁榮時期有權剝削工人，而在蕭條時期又有權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還儲存有一點點人的尊嚴，他們就不能不對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這樣抗議，而不用別的方式來抗議，就因為他們是英國人，是用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抗議的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像德國理論家們那樣，只要把他們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