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開懷暢談，共同痛罵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她們母女二人對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無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那樣，有這種想法的德國人，只能忍氣吞聲，把自己的想法深埋在心裡，決不敢隨意暴露。但是，一旦同我們在一起，她們就能夠暢所欲言，一吐為快了。當時的日子，確實是非常難過的。張維、陸士嘉和我，我們幾個中國人，除了忍受德國人普遍必須忍受的一切災難之外，還有更多的災難，我們還有家國之思。我們遠處異域，生命朝不保夕。英美的飛機說不定什麼時候一高興下蛋，落在我們頭上，則必將去見上帝或者閻王爺。肚子裡飢腸轆轆，生命又沒有安全感。我們雖然還不至於“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但是精神決不會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裡，我才能暫時忘憂，彷彿找到了一個沙漠綠洲，一個安全島，一個桃花源，一個避秦鄉。因此，我們往往不顧外面響起的空襲警報，盡興暢談，忘記了時間的流逝，一直談到深夜，才驀地想起：應該回家了。一走出大門，外面漆黑一團，寂靜無聲，抬眼四望，不見半縷燈光，宇宙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彷彿變成了我佛如來，承擔人世間所有的災難。

我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時，曾給她母女二人寫過一封信。回國以後，沒有再聯絡。前些日子，見到張維，他告訴我說，他同她們經常有聯絡。後來伯恩克小姐嫁了一個瑞典人，母女搬到北歐去住。母親九十多歲於前年去世，女兒仍在瑞典。今生還能見到她嗎？希望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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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耶（Meyer）一家

邁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條街上，相距不遠。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是怎樣認識他們的。可能是由於田德望住在那裡，我去看田，從而就認識了。田走後，又有中國留學生住在那裡，三來兩往，就成了熟人。

他們家有老夫婦倆和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老頭同我的男房東歐樸爾先生非常相像，兩個人原來都是大胖子，後來餓瘦了。脾氣簡直是一模一樣，老實巴交，不會說話，也很少說話。在人多的時候，呆坐在旁邊，一言不發，臉上卻總是掛著憨厚的微笑。這樣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決不會撒謊、騙人。他也是一個小職員，天天忙著上班、幹活。後來退休了，整天呆在家裡，不大出來活動。家庭中執掌大權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東年齡差不多，但是言談舉動，兩人卻不大一樣。邁耶太太似乎更活潑，更能說會道，更善於應對進退，更擅長交際。據我所知，她待中國學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裡的中國學生同她關係都處得非常好。她也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婦女，家庭中一切雜活她都包了下來。她給中國學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東一模一樣。我每次到她家去，總看到她忙忙碌碌，裡裡外外，連軸轉。但她總是喜笑顏開，我從來沒有看到她愁眉苦臉過。她們家是一個非常愉快美滿的家庭。

我同她們家來往比較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那幾年中，我用德文寫成稿子，在送給教授看之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沒有打字機，也不會打字。因為屢次反覆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適逢邁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　（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機，而且她還願意幫我打。於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為原稿改得太亂，而且論文內容稀奇古怪，對伊姆加德來說，簡直像天書一般。因此，她打字時，我必須坐在旁邊，以備諮詢。這樣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試完結以後，打論文的任務完全結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國的四五年間，我自己又寫了幾篇論文，所以一直到我於1945年離開德國時，還經常到伊姆加德家裡去打字。她家裡有什麼喜慶日子，招待客人吃點心，吃茶，我必被邀請參加。特別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賀。她母親安排座位時，總讓我坐在她旁邊。此時，留在哥廷根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少。以前星期日總在席勒草坪會面的幾個好友都已走了。我一個人形單影隻，寂寞之感，時來襲人。我也樂得到邁耶家去享受一點友情之樂，在戰爭喧鬧聲中，尋得一點清靜。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記憶猶新，恍如昨日。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心裡是什麼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記裡寫道：

吃過晚飯，七點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