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黨員的死亡，“吳國楨的一個叔叔是該鎮的保長，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地下黨員。大伯他們的組織活動和會議，都在這個保長家舉行，因此也獲得了安全和保護，否則必將遭遇他的學長何功偉在恩施的下場。許多年之後，大伯才知道，就是這個白皮紅心的保長，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隊給鎮壓了。”

除了這種中共製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實地記錄了20世紀的死亡，“許雲的丈夫何功偉也是著名的書生報國的人——他果然忠實於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陳誠判處死刑，殺害於我的故鄉恩施。至今他的青冢還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園，陪他一起長眠的還有另一個女人——劉蕙馨。”

跟張志新一樣以反革命罪被槍決的楊文生，“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後領中猛插進去時，他呲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腳踏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後背開槍，他猛然仆倒，捲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裡泛出迴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屍體翻過來，並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後的餘熱嫋嫋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還有么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漢的孤獨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飆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

二．

這些死亡或瀰漫著死亡氣氛的場景、原因大體相同，它們都是文明變異的結果。無論主動赴死還是被人殺害，無論孤老自我生滅還是紅顏薄命，都是因為文明中國發展到20世紀，無論如何革命、改良、發展、進步，這個文明或這個國家都敵視、輕視個人，漠視個人的權利和福祉。即使苦難，也絕非個人的努力或性格命運使然，而是緣自國家、社會對個人的壓迫。野夫回憶母親投江前，“她感嘆物價漲了，城裡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野夫寫外婆：“她有過怎樣孤獨或者委屈的早年，於我則已不詳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時她每提起她的童年，總要老淚縱橫。”更不用說那些組織、政權對生命的隨意處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對死因做過天問般的揭示。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殺人就像一件莊嚴的事業。“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對一面畫著兇器的旗幟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麼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鉞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當我現在拿著他們這些通訊含淚閱讀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可憐的‘組織’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緣和一生，我更加驚觫的是，我看見了一個如此卑鄙陰險的黨領導的黑暗內心。這個組織從40年代開始，就這樣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留下這樣一些人來把持朝綱，建立自己的殘酷廟堂，繼續進行著對所有善良人們的加害。”

在國家政權的大舞臺上，殺人的中國就像退化到洪荒叢林世界裡的一場遊戲：“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擔責任，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倖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

在組織、意識形態、路線鬥爭的籠罩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後，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幹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顯然的。“一個個給過我少年養分的老人，似乎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