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假定對方事先早已知道結果必將如此，則它自然也就只會想造成那樣的機會，而不汲汲於浪費時間和努力以企圖徹底毀滅敵軍。

戰爭並非一種盲目的衝動，而是受到政治目地的支配，那個目的的價值也就決定所應作出犧牲的程度，不僅在範圍上如此，在時間上也是如此。

所以，一旦所需代價太大，則政治目的在價值上也就不再能與之相稱，於是，這個目的也就必須放棄，而和平即將成為其結果。

當我們瞭解這一切之後，剛才問題的答案便已呼之欲出：

能夠確保一國安危的是這個國家自身的綜合實力：政治，軍事，經濟，人口等等等等，換句話說，也就是其在受到打擊時是否能夠讓施加打擊者付出的代價大過其所能得到的利益。

和平不是談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的，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同樣不可能得到。

這就是為什麼即始沒有戰爭存在，國家也必須要有強大軍力存在的原因。

辯士的存在並不能改變這些現實的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辯士並不能改變戰爭的結果。

但辯士的存在可以讓使出戰爭決策的人對未來戰爭的收益和損失有更加明晰的判斷，從而使其在做出戰爭決策時更加慎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辯士有可能影響到戰爭的程序。

夫智者見於未萌，愚者暗於成事，故知已之害而圖彼之利者勝；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以逸待勞者勝，不戰屈人者勝。

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勇武的將軍和善辯的謀士各有所長，為上位者如不能真正意識到其中的區別並善加使用，輕者事倍功半，重則得不償失。一無所獲。

這個道理身為軍團長的皮爾斯將軍或許不太容易完全理解，但約瑟夫公爵和巴古納德侯爵也許會另有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