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之和談遷延了4年之久。幾經衝折，金人容許南宋自此不稱臣，每年歲幣也減少10萬。

韓佗胄的悲劇下場

12世紀最後幾年，韓佗胄為南宋權臣，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親與皇帝趙構為姻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后侄女為妻，當太皇太后秉政時，韓勢傾內外，有權廢立天子。他既為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人同情他。況且這1206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在蒙古語內，這已相當於中國之天子，他的千秋功業正待展開，此是後話。刻下則金人在戰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tuo胄之頭顱，卻也真能如願以償（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後才由朝廷公佈其罪狀，剖棺割屍將頭顱送金）。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為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tuo胄為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總之，這次和議成功，宋之歲幣又增至60萬，宋主也在文書中自稱“侄皇帝”而稱金主為“叔皇帝”。

不出數年局勢又大變。公元1214年宋廷乘著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無暇他顧之際，終止交納歲幣。1232年再有一個更好之機會使南宋朝廷得報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議夾攻金人。這時候有些朝臣尚記得114年皇帝趙佶在類似情況下約金攻遼，幾陷朝廷於覆亡的慘況。可是宋人對金仇恨之深，歷時之久，已容不得謹慎之告誡，於是結盟成功。不料蒙古之滅金，亦似以前金之滅遼，只費時兩年，也絲毫不借宋之助力。由於他們已於1227年滅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孫便可以專心一致地對付中土內僅存的朝代。在這一點上，南宋的作為較金人略勝一籌，茲後他們仍在風雨飄搖的局面裡支撐了45年。

從宏觀的立場上講，南宋之和戰問題與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後連貫之關係。這朝代不能在經濟上突破，影響所及，其軍事才積弱不振。

公元960年趙匡胤初登極時，地方稅收的權力仍在軍人手中，國家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尚能保持適切之聯絡。開封行中央集權後，使此紐帶逐漸消失。這帝國所能掌握之資源固然龐大，卻缺乏適當的服務性質事業，使之合法合理週轉。此中弱點所及，其損害超過全朝代319年和戰關頭之失策與猶疑。

況且提到這段史實，尚要顧慮到一種歷史名詞的問題。我們無法忽略在趙宋王朝期間，中國展開了一種“商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些名目初由少數日本學者發起，漸有西方及中國歷史家效尤。革命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經發起見效，即不能逆轉。西方產生商業革命時，影響到很多公眾組織，法律上之系統此後即以商業習慣為依歸，而中國近代史初期並未有這種體制上的改變。

可是宋朝也確能用它的統計數字和它留下來的水彩畫，使以後的觀者讀者領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燦爛光輝。在繪畫方面，當中首屈一指的無過於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這圖描畫開封極盛時期，可能是金人於1126年進攻之前數年。全畫幅長18英尺，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態，他們折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於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餘，身長不過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餘，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系私人閒遊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處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擔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處皆張掛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標，甚可能因為當日釀造是由國家專利，此旗幟即為店鋪之特許證。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築物之構造全部逼真。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敘述互為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為一種歷史檔案，舉世無雙。西方可與之比擬之圖景，只有貝葉掛毯製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數。在物質生活上講，12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國。張擇端的傑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國都）的繁華現象。開封並非製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