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表現其擾亂性。洪秀全因著他片斷的基督教義，企圖發動一項全國運動，其為效更微，因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國農村社會中缺乏實際意義。太平天國的神基始終未離開巫術性格，他們起自社會中之低層，也未預計在組織上使全社會整體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會解體，是以天國的破壞性至為明顯。

這樣一來，傳統國家社會之結構，過去既能經歷恆久，此時仍可發生作用。尤以科舉取士，以一種隱蓄的辦法給予有關人士物質上之報酬，責成他們維護正統社會價值，這種社會價值自孟子以來一脈相承至今，使農村社會上文教力量之終點即是國家政權力量之起點，兩相縫合，不生罅隙。亦無法嚴格分辨此係一種經濟組織或一種社會習慣。中國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組織接近，遠逾於舊約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種儀節之中取得實際的權能。雖說從以後的事蹟看來，清朝將這安排一再誤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緒帝及以幼童宣統登基等），可是在19世紀中葉，要想改換朝代而且更換傳統朝代各項組織。顯然過早。

太平天國禁鴉片、娼妓、纏足、嬖妾與賭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層人物妻妾成群。定都於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儉樸。1856年之後，其上級已在互相傾軋。所謂天朝田畝制度，本來即以傳統架構方式寫成，也始終只是紙上文章。“天朝”也舉行過它的科舉考試，從現在考卷的資料看來，即出題人亦來看清這科舉取士的社會經濟意義。

湘軍與淮軍

於是曾國藩得以以傳統之正宗作號召，為清朝剿滅太平天國。他出身於朝廷文職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繼光一樣，他的“湘勇”招募於農村，軍官由他一手選拔，內中很多為小地主，來自曾之故里湖鄉。於是部隊間精神上團結鞏固。他的軍費出自“厘金”，亦即一種新的物品轉口稅，也有了各地的津貼，大概自願捐助與勒派均有。他組織的水師其實乃是一種兩棲部隊，起居於內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戰事帶機動性。湘勇首先為團練，僱傭以保護地方，因其成效超過正式部隊，1854年之後出征各省，其人數從最初之2萬人增加數倍。湘軍與太平軍全面戰鬥展開後，長江中游及其兩大支流即湘江與贛江成為拉鋸爭奪之處。有牆圍之城市不僅因戰略價值而被爭奪，尚以其操縱人口與資源之故。交戰兩方都向對方施用殘暴手段，殺俘之事屢見疊出。戰區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減少而助成以後戰事之結束。

但是1860年以後太平軍失去對內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復燃，將叛變引伸到長江三角洲沿海一帶，蘇州、杭州，寧波與上海為爭奪的地區。這區域的絲綢工業遭受打擊。也是在這一段戰爭期內，曾國藩手下之李鴻章從此露臉。他仿效湘軍體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組織一支淮軍。滿清對英法戰事結束，“常勝軍”也參加討伐大平軍。他們原來是上海商人組織的自願軍，以西方人為軍官，用以保衛本地。至此由列強贊助，正式為政府軍助戰。他們的功績樹立了美國人華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和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聲名。有了他們襄助，李鴻章肅清了東部沿海地區，使曾之湘軍於1864年7月收復南京，洪秀全於事前服毒自殺。肅清太平軍在福建之殘部於次年完成。即是最後這一段戰事，也與美國內戰四年時間相埒，而中國之內戰死傷人數更多②，而解決的問題反少。

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名稱出自《易經》，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來。用這標語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國大效西方，其名稱已表現著防禦性的動機，當日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動必被批判，因之引經據典強調時代之不同，才有這舉動之必要。同時他們也用“中學為禮，西學為用”的解釋說明學自西方的無非一種技術性之事物。在各種基本的條件內，他們始終不脫離中國文化的傳統。

實際上縱有對他們的批評，其態度並不苛刻。可是維新運動本身範圍如是窄狹，也就無從達到預期效果。

1860年各國與中國訂立和約之後10年，一段短時間雙方關係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國滿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壓力。強硬派如額爾金及巴夏禮（Henry　Parkes）已離華，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國總稅務司之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張雙方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