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一時流行，其文句間的對稱和均衡極盡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間的邏輯。於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復興再造的機緣。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歷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標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歷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其詳情待下章論述。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裡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只這一次。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並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眾。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掛，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們習慣於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歷時幾百年，只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公元3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劉伶以驢車載酒，隨從的一個僕人則荷鋤隨之，他叮囑僕人，“死便埋我”。放蕩不羈並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大，被司馬昭所殺。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裡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致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適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嘆。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裡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於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於“拯救靈魂”。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於此後唐詩發揚光大。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干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韃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於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旅遊者可以自雲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參觀時得到這種印象。初看起來，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窩式鑿成，不容易令人產生好感，其感動觀者之處尚待進入石窟之後。每處佛像之多，均以萬計。其最高大者在雲岡，耳長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長則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間有如人身長短者亦不計其數。室內尚有壁畫：彩色像畫在石窟頂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處之經營，均開始於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之際。可是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在以後各代的繼續發展較其他兩處完整。觀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來佛教美術的進展。龍門的經營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雲岡初創於5世紀的雲岡石窟，內中一項工程即前後經營達40年。宗教題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歷史故事。經過藝術家安排之後，出現而為臉上的獰笑、手指尖的戰慄和緊張的筋肉。學歷史者周遊之後，可從此得知古代的衣飾、紡織品的設計、樂器式樣，甚至人種學上的面目。龍門有一窟構成於公元575年，壁上有當日全部的草藥單方。

可是這些石窟看似各隨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雖說有些設計，有皇帝皇后的資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爭光，然其構造卻擺在風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壯觀同時也是滿目瘡扉的，有如夢吃。這和法國亞眠（Amiens）和沙特兒（Chartes）教堂門前“石刻聖經”之整飭成為一種尖刻的對照。雖然如此，露天博物館也真能表現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