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也到香港去，隨侍師門，按日到杜公館報到侍疾，一如往昔。

戴笠初到上海，便聽說吳紹澍氣焰萬丈，翻臉不認師門，而且明裡暗底，以杜月笙為假想敵，對杜月笙橫施打擊，盡情汙衊。杜月笙和吳紹澍的師生之誼，戴笠肚皮裡一本賬清清楚楚，他愛重杜月笙，兼以義憤填膺，忿懣不平，著實發了大脾氣。他認為杜月笙功在黨國，理應受到全上海人的尊敬，殊不料讓他自己的學生子打得這麼樣兇法，戴笠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換任何人都要知所警惕，不寒而慄。但是吳紹澍自以為他已將黃浦灘捏牢，莫說是戴笠，卽連若干黨國元老，院部首長，他也不放在眼睛骨裡。因此，他對戴笠冷眼睥睨，愛理不理。

當時上海市長錢大鈞，接到重慶中央的電令，囑他早日恢復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最好是敦請高風亮節，東南人望的革命元老陳陶遺，擔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一席。

吳紹澍集中全力攻擊杜月笙，迫使杜月笙深居簡出，免生是非，杜月笙的勢力乃在黃浦灘上暫時銷聲匿跡。吳紹澍自以為得計，卻是忽略了大上海五方雜處，派系林立，從上海開埠以來，自古到今從無一人能使上海定於一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脈互通，息息相關，他從「河濱裡的泥鰍熬到跳龍門的鯉魚」，是他積數十年之奮鬪努力，廣結人緣，所得到的。杜月笙數十年裡無日不放交情，無日不甩鈔票，方始漸漸的泥多佛大，水漲船高，他在黃浦灘的地位不可能毀之於一夕一朝而吳紹澍儘管身兼六要職，將上海權力機構相容幷蓄，全部通吃，他固然炙手可熱，勢莫與京，但是老上海曉得他的底細，他越打擊杜月笙，杜月笙越是悶聲不響，逆來順受，便越發增進上海人對杜月笙的同情，與乎對吳紹澍的鄙夷。人心向背，一消一長，吳紹澍天天乘坐保險汽車，前呼後擁，揚長而過，上海人和他之間的距離便無形中越來越遠，一時乃有「好官你自為之，要我支援休想」的敵意存在。於是，吳紹澍步步登高，老百姓敬而遠之，他要錢沒處要，要人湊不齊，一應庶政，進行得疙裡疙瘩，毫不順利，天長日久，他也難免發急，直到這時，吳紹澍開始憬悟，政府與民眾之間，橋樑確實是相當的重要。

邵式軍案眞象大白

徐寄廎出任上海臨參會議長，並未能成為溝通政府與民眾間的橋樑，而吳紹澍對杜月笙的攻勢，卻變本加厲，日趨尖銳，他所剏辦的「正言報」，從新聞以至社論，箭頭無不瞄準其所謂的惡勢力。吳紹澍處心積慮，他要打倒杜月笙，其人的行徑在江湖義氣上來說是「欺師滅祖」，犯的是最嚴重罪行，就立身處世而論亦系「忘恩負義」，宜乎為社會所不容，卽以國家民族立場言之，杜月笙布衣報國，功勳昭昭在人耳目，吳紹澍挾其政治力量盡情打擊，尤屬「親痛仇快，令人齒冷」之舉。借一句老話「多行不義必自斃」，目空四海，不可一世的吳紹澍終於作繭自縛，他的一項罪證確鑿的貪汙巨案，犯在嫉惡如仇的戴笠手裡。

勝利後黃浦灘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軍棄家潛逃，居然被他逃過封鎖投入中共的新四軍効力。如所周知邵式軍之豪富遠在周佛海、梅思平諸逆之上，他的億萬家財，決無可能隨身攜帶，那麼邵式軍的龐大財產究竟到那裡去了？唯一可疑之點是邵式軍在愛棠路的那幢華宅，系由吳紹澍接收，而且自茲以後，便成為「中國國民黨上海市特別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所，國民黨上海執委會的主任委員，則也是吳紹澍。

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軍的髮妻，請她出來提供資料與線索。邵式軍太太說她家裡的古董字畫、名貴傢俱、奇珍異玩，和皮毛衣飾一概都不要去說它，光只滿載金銀財寶，各種鈔票的巨型保險箱便有四隻。軍統局人員問她可否記得四隻保險箱裡所有寶藏的品類和數目，邵式軍太太說這有何難，請給我紙筆，我可以立時開出各保險箱裡的明細清單。

紙與筆取來，邵式軍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筆直書，她歷歷開列「家財」，鉅細靡遺。根據她所開的單子，四隻巨型保險箱，第一隻放的是黃金若干條，第二隻則為美鈔幾多萬，第三隻裝鑽石珠寶各多少，價值幾億，第四隻盡裝日本老頭票，和為數極鉅，如今幾同廢紙的日本國家債券。

辦案人員不禁大喜，接下來，再問邵式軍太太一個極關緊要的問題，邵式軍是如何逃到新四軍那邊去的？

邵式軍太太終於坦白吐實，那是有「交換條件」的，吳紹澍自前門進來接收，卻把邵式軍從後門悄悄放走。條件是甚麼呢？邵式軍決不洩漏財產被吳紹澍「刼收」了多少的眞象。

戴笠獲報赫然震怒，他不惜採取「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