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刊本，光緒十八年（1892）排印《隨園三十八種》本，《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1914年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申孟、甘林整理本，齊魯書社崔國光校點本，嶽麓書社朱純點校《續子不語》單行本。

材料來源

《子不語》的材料多數來自袁枚的親朋好友口述，也有一小部分出自當時官方的邸報或公文，也有采用他人著作的。這些，袁枚都作了交待。如卷一《常格述冤》開頭即註明“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卷十三《見娘堡》結尾論“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尚書為之墓”。《子不語》有些篇目，同時見於他書。如卷十三《關神下乩》，卷十四《鬼怕冷淡》就見於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之一《灤陽消夏錄》。《續子不語》卷五中《文人夜有光》、《孤仙正論》、《唐公判獄》、《劉迂鬼》、《孤仙懼內》、《軍校妻》等篇也與紀書同。卷六《喀雄》、《怪風》、卷十五《佟＜角奇＞角》、《白蓮教》、《伊五》，卷二十三《夜星子》、《瘍醫》等甚至連文字也部分與紀書同。

創作主旨

在《子不語》自序中，袁枚鮮明地提到了自己的創作主旨：“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以妄驅庸，以駭起惰”。此書乃袁枚戲編而成。他無非是記之來自娛或娛人，起個消遣作用，或者能陶冶性情，振奮精神。在這個創作主旨的指引下，小說亦莊亦諧，文筆縱橫，極為自如。有些作品，極明顯地表現出袁枚反對封建迷信的傾向，儘管袁枚是以鬼神故事來演繹，但他並不是宣揚封建迷信，而是以一種對鬼神、術士、佛道調侃揶揄的口吻來表達自己的懷疑。

如《狐仙冒充觀音三年》諷刺世人供神祈佛的愚昧；《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揭露所謂“活佛昇天”的罪行；《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說豁達先生不怕鬼的“一迷二遮三嚇”，結果鬼只好討饒：“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鴆人取香火》說道士為招徠香客，騙一無賴喝了毒酒去辱罵聖帝像，結果不一會兒就七竅流血而死，別人不知情，還以為是聖帝顯靈，於是廟裡香火大盛；《治鬼二妙》中則說“見鬼勿怕，但與之鬥。鬥勝固佳，鬥敗我不過同他一樣”，其諷刺意味不可謂不濃。袁枚本人也不信佛，在《子不語》卷十九《觀音作別》中，有袁枚“不許家人奉佛”的記載。

表現的不滿

《子不語》還表現了對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的不滿。袁枚提倡表現人的真性情，因此對漢宋兩學很排斥。他在《麒麟喝冤》中批判了漢儒“造作註疏，穿鑿附會”，又幽默地勾勒了宋儒扛起“稻桶”（道統）“捆縛聰明之人”的形象。同時，他反對宋儒提出的禮教。《替鬼作媒》反映了作者贊同寡婦再嫁的觀點；《裹足作俑之報》反對婦女裹足；《淫諂二罪冥責甚輕》為“婦女失節者”辯護；《全姑》寫一對年輕的戀人是如何被一個信奉理學的官僚置於死地的；《沙彌思老虎》則更是廣為流傳。一個小沙彌三歲上山修行，從不下山，長大後隨師父下山，什麼都不認識，禪師告訴他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後，小沙彌說：“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舍他不得”。這是對禁慾主義形象的諷刺和抨擊。《鬼差貪酒》表現了作者反對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在《白虹精》中說得更明白：“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即耦在也”。

揭露科舉制度

對科舉制的諸多弊端，《子不語》也有揭露。袁枚對待科舉的態度，與吳敬梓和曹雪芹有點相似。他覺得八股時文不能表現作者的個性，與性靈說距離太遠，扼殺作者的生命力。那是“優孟衣冠，代人作語”。《地藏王接客》、《秀民冊》都是對八股文的抨擊。《李倬》寫某督學受贓三千而黜落了一位有才學的秀才，致使其憤激而亡；《陳州考院》則鞭撻了一個姦殺僕婦，非常殘忍的科舉中人；《李生遇狐》李生與狐女相愛，狐女才華橫溢，愛教李生作詩填詞。只要一提及時文，狐女就十分不屑，說“此事無關學問”。不論是對八股文還是科舉制本身，袁枚的態度均是否定的。

揭露黑暗社會

此外，《子不語》還有不少篇章對當時社會的黑暗狀況有所揭露。《閻王升殿先吞鐵丸》，斥責貪官“食千萬人膏血”就是“食人肉”，魚肉百姓；《錫錁一錠陰間準三分用》則暴露了當時侍衛勒索通報錢的惡習，“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蒲田冤獄》寫的是官場昏暗，胡亂判案的罪惡：土豪王監生賄賂縣令，霸佔了鄰居老婦人的五畝地，並殘忍地殺死了老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