譁與騷動》時老是擔心會有一天“不僅寫作的狂喜消失，願意寫的心情和值得寫的東西也會消失”。在昆丁身上，我們清楚地看到，逃避焦慮的願望含有毀滅性，福克納對此有所覺察。如果說福克納創作《喧譁與騷動》是為了尋求避風港，那末他也知道，遲早要走出來，那裡是呆不長的。他說，“我為自己製造了一隻花瓶”，雖然“我心裡明白，不可能長住其間”。寫完《喧譁與騷動》後，他發現走出來是奠大的痛苦。可是他一直知道必須走這一步。這部小說對他還有其他涵義，就像他藉以表達自己看法的那個形象也具有其他聯想，包括一個顯然是情慾的形象和一個顯然是審美的形象。

我們只消審視那個把花瓶放在床頭，以便隨時親吻的羅馬老人和“每晚抱著《十日談》上床的、陽萎不舉、妻子偷漢的男人”之間的關係，便可以理解那個情慾的形象。這兩人都習慣於畫餅充飢，專事意淫。如果說羅馬老人比較高階一些，那是因為我們以為是他親自創造這隻花瓶，像霍拉斯·本博製作了那隻“幾乎盡善盡美的花瓶”。本博和花瓶帶我們兜了一圈轉回到福克納和他的“心上人”，因為霍拉斯不僅把花瓶放在床頭，還以姐妹的名字呼喚它。在《喧譁與騷動》中，兄妹情代替了親子情這一最基本的愛。在昆丁和凱蒂身上，潛在的亂倫之愛昭然若揭，在以前的《埃爾默》《蚊群》《墳墓裡的旗幟》以及後來的《押沙龍，押沙龍！》諸書中都有呈現。

但是這個圈其實並不圓滿，因為霍拉斯·本博和威廉·福克納之間至少有一點十分重要的區別。琥珀花瓶代替霍拉斯實有而不準佔有的姐妹，福克納的花瓶則代替一個他從未有過的姐妹。在這層意義上，霍拉斯更接近埃爾默，福克納更接近《蚊群》中的戈登。埃爾默比霍拉斯膽小，他用“像懷孕的女人身體、又像男人陰莖的兩性兼備的”一管管油彩工作，他創造的形象代表他“既害怕又渴求”的東西。

他既追求又躲避“一個朦朧的形體”，形體的原型是他的媽媽和一個名叫佐愛蒂的姐妹。埃爾默的藝術和霍拉斯的一樣，用以在想象中佔有那不准他染指，他也害怕與之發生性關係而佔有的人。

霍拉斯以姐妹的名字呼喚琥珀花瓶時，說出了埃爾默藏在心裡的話。可是，他和埃爾默一樣，以間接佔有或思想佔有為逃避昆丁的命運的途徑，埃爾默和霍拉斯都藉藝術而求得滿足，撫慰一種失望而不致帶來內疚從而導致另一種失望的滿足。

《蚊群》中戈登的“理想女性”的原型是誰，始終不明，雖然他的藝術顯然是為了創造她、佔有她。對戈登來說，情慾和審美不可分，對埃爾默和霍拉斯也一樣。

道生·費爾柴爾德說，男人寫作總是“為了某個女人”，即使不是“血肉之體”，至少也是“情慾的象徵”。反正“是女人”。埃爾默和霍拉斯在藝術中追求一個有實體的人，他們借藝術來滿足對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的愛。戈登則以藝術為達到理想的途徑。這個理想是什麼，始終不明，只知其為女人，只知其代表亨利·詹姆斯所謂的美麗的思與欲的輪迴和迴避。

霍拉斯透過藝術表達對一個實有其人的女性的愛，戈登則以短暫地追求一個長得像他意中人雕像的女性來表示他對意中人雕像的愛。霍拉斯是一個失敗的二流藝術家，戈登則是獻身的藝術家，區別在於戈登把藝術和一生都獻給一個完美地存在於思想和想象中的人。

寫完《軍餉》、開始《埃爾默》和《蚊群》前不久，在去歐洲途中，福克納告訴斯普拉林說，他認為愛和死“是世上僅有的無法逃避的兩大沖動”，反覆思考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同藝術的關係。霍拉斯稱之為娜西莎的琥珀花瓶，他稱之為“你這個沉靜的、未經糟蹋的新娘”。“有這麼一個故事，”福克納說：“一個羅馬老人的床頭櫃上永遠放著一隻心愛的第勒尼（4）　古花瓶，他不斷親吻它，把邊緣都慢慢磨損了。我也為自己做了一隻花瓶，但我知道不可能永遠呆在裡面，也許躺在床上觀賞更好些；肯定這樣更好些，因為難免有一天，寫作的狂喜消失，願意寫的心情和值得寫的東西消失。想想自己死去時能給世人留下些什麼固然美好，但是造一個能帶著它死去的東西豈不更美好！？”這段話中，花瓶變成了凱蒂和《喧譁與騷動》，變成了他為之創作小說這個寬敞空間的“美人”，變成了她在其中找到表現、保護和私密寧靜的小說。花瓶的雙重性包含許多內容：藝術家可以退遁其間的避風港或庇廕；他可以獻身侍奉的理想女性；死後可以傳諸後世的藝術品；至少可以盛放那表現為藝術家的自我的骨灰甕。如果是一張可以親吻的嘴，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