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務實的會議。它進一步消除了長期以來極左思潮對上山下鄉工作的影響，認真總結了歷史經驗和教訓，決定調整上山下鄉方針，中止使用插隊落戶這一安置下鄉知青的主導形式，改為舉辦集體所有制的知青農場和工廠；同時在城市中廣開門路，為擴大留城面、縮小下鄉面創造條件。它宣佈對廣大插隊知青，要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積極妥善地予以安排，給這部分青年帶來了返城的希望。這次會議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成績雖然作了過多的肯定，但它宣佈縮小上山下鄉的規模，並許諾“將來不搞這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觀點，都給全國人民首先是廣大知識青年傳遞了上山下鄉運動行將收場的明確訊號。事實上，早在這次會議召開以前，關於上山下鄉政策要收的小道訊息在知青中已不脛而走。會議期間，北京等城市均有下鄉知青為要求返城、就業舉行靜坐、上訪、請願。因此，等不到會議檔案貫徹落實，一個空前規模的知青返城風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前奏（1）

第十三章震撼全國的返城風

第十三章

震撼全國的返城風

1978年以後，由於國家對上山下鄉政策做了重大調整，下鄉人數急劇減少，大部分中學畢業生被允許留在城市，等待升學和就業機會。國家為改變上山下鄉做法所做出的努力，還使一批在農村插隊落戶多年的老知青終於返歸城市，但是，當這些青年為自己的歸宿慶幸不已的同時，大部分原先下放到農村的青年仍舊滯留在當地，他們繼續為自己的命運而苦惱。當時，國家的整個經濟形勢還比較困難，各大中城市無不受到沉重的就業壓力，很難在短時間內滿足近1000萬下鄉知青的返城和就業要求。結果，1979年前後，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相繼發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請願和哄鬧政府機關的事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把它稱為“爆炸性的問題”。由於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為基本的訴求，所以這次席捲全國的風潮又被稱為“知青返城風”。

一前奏

俗話說：“月暈知風，礎潤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風”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興起。

跡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數激增。1978年春，各地響應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的通知》，相繼放鬆了下鄉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還進一步簡化了辦理病、困退手續。如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知青辦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過本市知青的各省、區發出了關於商洽“病返”、“困退”簡化手續函，提出今後辦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機關不再簽發準遷證，只憑市知青辦發出的病、困退通知書即可辦理有關手續《甘肅省志？農墾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頁。。此通知下達後，立即在一些省、區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風”。1978年5月哈爾濱市郊區插隊的天津知識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點的青年外，都填寫了身體檢查登記表，等待體檢。其中香坊區已於4月1日體檢了182人，除4人無病不能辦理外，其餘178人，均擬病返回津黑龍江省知青辦：《情況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這樣集中地、成批地辦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進連鎖反應。該省愛輝、孫吳、遜克等縣插隊的上海知青也興起病退風。如地處邊疆的愛輝縣，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時間裡就有500多人辦了病返手續。其餘的人如坐針氈，為活動“門路”大批返滬。不少青年點的食堂停辦，雞、豬賣光，無法維持正常生產。

1978年春，各地國營農場也拉開了病、困退返城風的序幕。特別是內蒙古地區國營農場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別松”，有求必應，以致引起動員城市的不滿國務院知青辦：《情況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龍江國營農場給知青辦病退，最初在人數上限制很嚴，有的連隊只發六張病退表。因為這是屬於沒有門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競逐者自然很多。有關部門在審批過程中層層設卡，許多知青碰壁之餘只好“望洋興嘆”。一些阻撓知青返城的幹部因此激起民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報復。《紅樓夢》有詩云：“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尋找各自門。”有門的早就想方設法參軍、招工、上學，遠走高飛，沒門的只能寄希望於病退、困退。　。。

前奏（2）

1978年下半年，在遼闊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