樁民事案件勝訴後得到了500大洋。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第8頁。 同時,上海作為全國文化重鎮和出版事業中心,20年代各種短期文學刊物、小型民辦書店、民辦出版社如雨後春筍,造成文化事業的欣欣向榮。隨著文化自由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中國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們依靠稿費、翻譯費、版稅和編輯費的收入來保證生活。陳明遠:《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第63~64、54頁。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學歸來後,1927年開始從事翻譯工作,譯書成為其公開職業,譯稿費每千字2元,每天譯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元。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5,第129~130頁。魯迅從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年間,據陳明遠考證,平均每月收入700多元(約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屬於當時典型的自由職業文化人,同時也是五四至抗戰前夕中國文化界中間階層的代表人物之一。陳明遠,同前引書,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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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結構(2)
如果對中產階層職業收入和職業地位作具體分析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作為一個整體的新中產階層內部存在著明顯的地位結構分層。直接表現為中產階層不同行業和不同級別在收入序列上的差異以及自上而下遞減的收入規律。抗戰前四行二局一般職員月收入(含各項津貼)在100元以上,中小銀行中級職員在50~60元之間;30年代上海報社主筆月薪200~400元,編輯主任100~200元,編輯40~100元;新式商業系統的高階月薪100~200元,普通職員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