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透過閱讀歷史檔案，我們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人。

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文書確曾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儘管它顯然帶有殖民地法國官員那種懶散的、馬馬虎虎的風格）。日軍侵入上海後，該卷宗仍儲存在理論上歸屬法國維希政府管轄的法租界當局手裡。直到一九四三年，汪偽政府正式宣佈收回法租界管轄權，卷宗當然隨同法租界警務處的其它所有重要檔案一起，轉到偽警察局檔案室內。我們相信，日本侵略軍駐上海的特工部門（即我們常常說的特高課），以及汪偽特工總部（即人們常說的“76號”）一定曾抽走該檔案內的一些關鍵檔案，以配合他們隨後對該女軍火商人展開的複雜而成效不彰的調查。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總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我們的薛維世先生（無論此前還是當時，此人一直在該部門位居顯要），出於他私人的各種目的（或者國家利益），同樣很有機會把卷宗內的重要檔案秘密取走並銷燬（即便他有收藏的意願和可能，我們大概再也無法找到）。

眾所周知，中國軍民的抗戰勝利是在一九四五年，這卷宗隨即由光復後草草組建的上海市盧家灣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後，卷宗的接管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盧灣公安分局。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必須體諒新生的、物資貧乏的國家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於歷史檔案的處理方式——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