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遇到的困難，維護部隊的團結穩定。葉劍英在預備會議上動員說：希望大家打消顧慮，反映部隊的真實情況，包括正面教育、軍事訓練、“三支兩軍”、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以及機關被衝擊和反衝擊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談談，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會上講，也可以寫成書面材料。葉劍英瞭解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以後，在大小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數次發言，就“文化大革命”應當怎樣看，部隊如何搞法，怎樣處理軍隊與地方“革委會”和“造反派”的關係等一系列複雜棘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確指示。他還利用機會，同少數人座談或個別交談，使與會的多數同志心裡有了底。會議期間，葉劍英等針對一些地區“鬧事”，繼續解決蘭州、廣州、福州、北京衛戍區等地區的軍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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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2）

周恩來極力支援這次會議，3月13日，他到會講話，呼籲：無論如何要在三個月內解決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各級領導機構成員要以解放軍為主，光靠革命群眾組織不行。如果沒有領導機構，可以先成立生產指揮部。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管。

儘管周恩來全力支援葉劍英等主持召開的軍以上會議，並親自領導部署，解決軍管問題，但是，這次會議進展並不順利。林彪、江青等發覺這次會議“風向不對”，誣衊葉劍英“抓軍隊反對中央文革”，“蒐集黑材料反對文化大革命”。康生氣勢洶洶地到會上講話，手裡搖晃著葉劍英批准的軍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開信，當眾指責它充滿了“國民黨語言”，是“鎮壓群眾”的檔案。3月20日，林彪突然來到會上講話，大放厥詞，說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要採取主動的進攻”，“要抓帶槍的劉鄧路線”！

軍以上幹部會雖然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干擾破壞，還是取得了很大實際成果。有人反映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大鬧京西”與“大鬧懷仁堂”的繼續，對穩定軍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林彪、江青為了消除這個會議的影響，興風作浪，颳起“十二級颱風”，繼續製造亂軍篡黨一系列惡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釋出《十條》，砍掉了軍委的《八條命令》《七項規定》；二是4月中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罪行”，逼迫葉劍英作“檢討”；三是改組全軍文革小組，撤銷徐向前的組長職務，改由蕭華擔任；四是炮製“五一三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攆走“閻王”，趕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兩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禍首”趙永夫的“後臺”葉劍英；六是製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鬥陳再道等；七是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聲稱這是兩個司令部的最後決戰；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掀起“全面內戰”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地方和軍隊的“造反派”，瘋狂地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陳再道”式的人物。江青親自出馬，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突然發難，誣陷葉劍英“要搞政變”。葉劍英當場予以反擊：“我跟毛主席革命幾十年，無論在長征中，在延安，無論籌劃指揮全軍作戰，或是在解放以後的歷次路線鬥爭，我都忠實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堅決站在黨中央一邊，保衛黨的革命路線，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會後不久，江青一夥竟公然派人抄葉劍英在北長安街81號的家，抄走了葉劍英大量手稿、記錄稿、講話稿和中央、軍委機關的來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機密檔案。甚至挖開地板，檢查有無武器、電臺。北京街頭貼出“打倒葉劍英”、“斬斷葉劍英的黑手”等大標語。中央戲劇學院成立“揪葉聯絡站”，先後將葉劍英的幾個子女、親屬甚至保姆關進監獄，併成立“專案組”，搞逼供信，羅列罪狀，栽贓陷害葉劍英，必欲打倒而後快。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製造種種駭人聽聞的所謂“兵變”、“政變”、“逆流”、“衝擊事件”等等謠言，惡毒攻擊葉劍英等元帥和高階將領；還組織人員專門私整各位元帥的黑材料，誣衊葉劍英曾“被俘”、“企圖投敵”，後來毛澤東知道了，親自批示這是“老一套謠言”，下令禁止，並在天安門城樓上當面向葉劍英澄清此事，他們才被迫收斂。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葉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