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他就躲進家中的池塘裡逃過一劫，事後更躲進東京的英國大使館，勉強逃生。

東京第一師團政變當夜，東京的警察署因為出面干涉，也被視為走狗慘遭軍隊的屠戮，同樣死傷慘重。

當夜，這些亂兵一邊唱著“昭和維新之歌”，一邊封鎖並佔領了皇宮西南的三宅坂、平河町、霞關一帶的日本政治、軍事、警察等國家權力中樞機關。政變軍人先是佔領了赤坂的山王飯店，清空了住在這裡的客人，控制了飯店的電話交換臺，將此地作為政變指揮本部。接著，政變部隊順利的控制了陸相官邸和霞關的警視廳。在陸相官邸，政變軍人要求現任的陸相川島義之出來談判，但川島義之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為由，答應起床後再進行談判。

天亮之後，叛軍的刺殺活動已經全部結束。他們佔領了東京五大報紙的報社、要求各報刊登他們的《告全體國民書》，在他們所佔領的地區張貼“尊皇討奸”、“七生報國”等標語，並勒令影院劇院關閉、電臺停播文娛節目。整個東京籠罩在恐怖之中。

在《告全體國民書》裡，皇道派成員的宣告，無非就是拿不久前海陸兩軍在上海的慘敗大作文章，聲稱造成這兩起慘敗，上萬名大日本帝國計程車兵戰死的真正罪人，卻因為日本軍部上層的官官相護，根本就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聲稱自己的兵變兵諫，是為了這個“遲到的正義”，為冤死的帝國勇士討還公道。

最初日本參謀本部和天皇一開始就認為這是作亂，是破壞部隊的指揮和無組織無紀律的行動，因而定下了“斷乎彈壓”的處理方針。

但是和歷史上不同的是，在這個被穿越者嚴重扭曲了的歷史位面上，由於統制派前面一系列的政治和軍事失誤，在日本國內早就人心盡喪。第一師團的叛亂行為，在日本軍隊中的同情者極多。

和歷史上那些皇道派成員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舉事不同，這一回他們得到了“大義”。

緊急調來平叛的仙台第二師團在到達東京城下後被第一師團的人一喊話，居然有相當一部分人當場倒戈反水，加入了第一師團要求“天誅國賊”的行列。

兩次對上海攻略的戰敗，尤其比戰敗更加惡劣的將戰敗的訊息對國民欺瞞的行為，早就讓統制派成為軍中最為不滿的物件。

此時的統制派，在日本已是名聲臭大街，在中下層的平民、軍官心中，這些人的形象並不比前幕府好到哪兒去。

當連東京的平民，都支援皇道派的“革命義舉”時，崇仁天皇很快憤怒而無奈地發現，他的平叛指令根本無法被有效地執行。

而歷史上原本在第一時間支援天皇平叛的海軍，同樣也對統制派官員瞎指揮造成海軍的巨大損失極為不滿。他們沒有象歷史上般在第一時間表現出對天皇的“平叛”的支援，反而是擺出一副善意的“中立”態度出來調停。

在皇道派叛亂軍隊的威脅下，陸軍最高領導人中，僅有川島義之一人出面，和這些造反的少壯軍官們談判。川島義之是繼林銑十郎於1935年9月5日任該職，他是“皇道派”、“統治派”均可接受的人物。

“恢復天皇的絕對權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磯國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兇逆臣’；嚴懲兩次徵支過程中做出制定錯誤國策的廣田內閣相關人士等等”

在皇道派的兵諫下，儘管此時他的心中恨透了這些逆賊，新任天皇崇仁還是被迫原封不動地接受了“兵諫”提出的一切要求。

最終，皇道派首腦荒木貞夫藉著山仁田和事件點燃的導火索，和八三一兵變事件的推動，在九月三日和新任天皇崇仁達成妥協，“眾望所歸”之下上臺，組建了以皇道派成員為主的日本新一任內閣。至於剛上臺還不到一個月的近衛內閣，由於在兵變中傷亡也不小，近衛文麿雖然幸運地逃過一劫，但在大勢已定的情況下，他也只能藉口身體不適而辭職，近衛內閣解散。

皇道派上臺，意味著日本對華政策將更加激進。日本歷史上，後來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因為其戰略素養極差而被國內無數瞧不起他的軍部上層背後稱為“東條上士”，以嘲諷其淺短的目光。但在荒木貞夫面前，就連東條英機也有資格嘲諷此人是個“中二”。

為何這麼說？

荒木貞夫強烈主張發動侵蘇戰爭，是個標準的北進派，1935年中國驟變後，“北鎮赤露，南平暴支”這種兩線為敵的戰略構思就是他提出來的。

現在這個連東條英機都有資格嘲諷的傢伙，居然當上了日本內閣首相，也難怪丘吉爾會如此鬱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