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場而不以為恥，此真顧亭林所謂之‘亡天下’也！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亡國’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識分子以‘亡天下’，我卻要站出來打，打它個明白。　”

自述：“特立獨行”的作家天性（1）

“特立獨行”的作家天性

“這種浩然之氣，就是我幾十年來的一貫人格與風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著漫長的心路歷程與身路歷程，而我願以回憶錄和快意恩仇錄來做一清算，顯有施教和典範之意存焉。我坦白寫出我並沒有很好的天資和背景，也非天縱之聖，而是自己困學硬造出來的豪傑人物，甚至近乎聖人………至於我，顯然老是做戰士，無新陳代謝之可言，沒有退休、沒有變化，似乎該以聖人論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話：我做聖人，我做不到；但是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臺灣，在國民黨這樣統治之下，做的也不會比我更多吧？……”

“這種類比，就是我自詡的根源。王安石讚美被人惡罵的馮道，說他有‘聖人行’（聖人的行為），我自詡自己就是做有‘聖人行’的豪傑。自己窮困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援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魂靈，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至於仗義聲援弱小、疏財領先抗暴、出山以救蒼生、入獄以謝知己、散盡收藏以助慰安婦……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但我為何引起爭議？為何不乖乖像聖人一樣，淨得嘉名？追究起來，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沒得到應得到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燻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面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我可以報復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只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只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裡，居然能以氣勢凌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捨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式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捨我其誰的。30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蕩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

“在我表現狂氣的時候，看起來有大頭症、有自大狂，其實我內心深處，可自我謙虛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來澆自己多麼有名的涼水；也用兩個故事，挖苦我沒有那麼有名或有名有過了頭……看到了吧，這就是我獨自一人時玩世的喜感。不過上面屬於長篇的，還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見我雅人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