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洛甫、博古、張國燾。因討論兩軍會合後的戰略問題，劉伯承以軍委總參謀長的身份列席。會議開了3天，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當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發展，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在戰役上必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劉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第四方面軍進行慰問，幫助傳達貫徹兩河口會議決定，統一戰略思想。張國燾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建議，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否則就“不能集中領導”，“無法順利滅敵”。這完全暴露了張國燾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把一萬餘中央紅軍不放在眼裡，企圖先把紅軍的指揮權控制在手裡，然後再篡奪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中共中央為團結張國燾，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為了北上，中革軍委改變了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於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決定第一、四方面軍在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下，分左右兩路北上：以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四軍、三十軍組成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一方面軍的第五、九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阿壩後再東進，到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向甘肅南部進軍，佔領夏河、洮河流域廣大地區，在洮河以東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川陝甘革命根據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計。

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透過了渺無人煙的水草地。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阿西地區；左路軍主力到達阿壩地區。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26日，右路軍進行了上包座戰鬥，殲滅胡宗南部5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和物資。

9月3日，張國燾藉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透過，命令已進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同時致電中共中央，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方針，提出“右路軍乘勝回擊松潘之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松潘前進。”他還命令已東進到墨窪附近的紅五軍部隊返回阿壩，準備南下。9月8日，他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目前方針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9月11日又發出命令：“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燾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軍中第四方面軍部隊隨他南下。從而分裂了黨，分裂了紅軍。

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在一個喇嘛廟裡舉行。會場上掛著一條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蘇維埃、法院、保衛局、婦女和兒童團的負責人都到了會，以壯聲勢。張國燾在會上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矇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燾的蠱惑下，吵吵嚷嚷，圍攻朱德、劉伯承，並逼他們表態。朱德從容不迫、大義凜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中央北上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確的。北上才有出路，你們一定要南下，我也沒辦法，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接著，劉伯承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並沒有走，向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會議在張國燾的操縱下，透過了“決議”，汙衊北上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鼓吹南下才是“進攻路線”。會後，大批調換甚至逮捕、殺害擁護中央北上路線的幹部，然後，南下再過草地，9月下旬，到達臺塘、松岡、黨壩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