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為了爭取西藏上層集團，釋出了對藏的四項政策，既嚴肅闡明瞭西藏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則立場，又表示了承認西藏權力結構的現狀，以西藏地方政府為談判物件的靈活態度。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起到了一定的團結爭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當年紅軍路過甘孜時，曾給予了積極的支援，這次又熱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動，主動向劉伯承表示竭誠擁護中央政府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被遴選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康定軍管會副主任，在康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產生了較大影響。西藏地區的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殘害了他。

劉伯承堅決支援格達活佛的正義行動，對特務們的無恥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藐視，他親自為格達活佛寫了一副輓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殤篇。”表達了他對少數民族上層進步分子的正確評價，推動了對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的爭取團結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援下，積極在藏東昌邵地區部署軍事行動，妄圖阻止解放軍進軍兩截。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於1950年10月間，發動了昌都戰役。經過進藏部隊神速而勇猛的進攻，藏軍6個代本（相當於小團）全部和3個代本大部被殲，1個代本起義。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站到了人民方面來。上述工作和作戰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

第十九章治軍必先治校

第一節“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劉伯承乘飛機離開他熟悉的山城重慶，前往北京，去擔負籌建陸軍大學的新工作。飛機越過大巴山，江漢平原盡收眼底。俯瞰著腳下的錦繡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國建設的燦爛前景，想到了軍事教育事業即將出現的繁榮春天。這次工作崗位的轉換，是時代的需要，是黨和人民的召喚，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的要求。隨著思緒的滾動，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振奮。

6月間，他得知中央軍委開會決定，在戰爭年代創辦的各類學校的基礎上，改建適應現代戰爭條件的正規學校。各軍兵種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技術學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階幹部的陸軍大學。他心中立即萌動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頭。他清楚地知道，全國解放之後，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由主要領導革命戰爭轉向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主要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戰鬥；而今後，將主要是擔負保衛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責。這就給軍隊提出了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課題。過去由於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使軍隊建設一直處於比較低階的階段，即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這些在過去處於敵強己弱、長期忙於應付戰爭的情況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客觀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全國統一的政權，掌握了城市工業和全國資源，有了強大而可靠的經濟基矗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軍隊進到建軍的高階階段，即建設諸軍兵種合成軍隊和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階段。這是人民解放軍面臨的又一次偉大轉變。

為了適應這個轉變，創辦、擴建以陸軍大學為首的一批軍事院校，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劉伯承正是有見於此而主動請求來辦軍校的。

就個人而言，劉伯承一貫主張“建軍必建校”、“治軍必先治校”。從滬順起義舉辦軍事政治學校，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主持紅軍學校，以及領導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再到擔任抗日牟政大學副校長，直至兼任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校長和政委，不但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培養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幹力量，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管理經驗，也逐步激發了對軍事教育事業的熱愛。

劉伯承想去辦學校，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考慮——當時，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準備調他進京，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職。

他聽了之後，幽默而風趣地說：“我年紀大了，跑不動了，還當啥子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我已經當過四次了，總沒有當好嘛！這次就不要再去當囉。

我還是去辦學校，搞教育，當教書先生吧！”

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經非正式地徵求過他的意見。他明白，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對他的關懷，他們總想有要為他安排一個合適的職位。但實事求是地考慮，自己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