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其實是概括了國民劣根性中的兩個類別，突出地表現為逃避現實和打倒一切。魯迅舉例說，“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裡，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繼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面。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他認為，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的善變者，都可以稱作流氓。講話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葉靈鳳，張資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說：“這樣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異的。” 為了回敬魯迅的這篇講演，郭沫若寫了一本《創造十年》的書，單是“發端”，就費去一萬字。他還針對魯迅的《我和〈語絲〉的始終》，寫過一篇《“眼中釘”》。他把魯迅對創造社的批判說成是“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不過一丘之貉而已”，從而肯定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發表後，有人評為“輕薄”、“無聊”，也有人稱之為“互爭雄長的偉大的舊賬”，還有人撰文說舉發魯迅的錯誤是正當的，把《上海文藝之一瞥》當成為魯迅的“小資產階級性固定不變”的證據。一場文藝思想的論爭，終於發展成為未來的宗派主義的鬥爭；這時其實已經埋下了伏筆，只是時局不同，尚未出現權力的壟斷而已。 加入左聯以後，魯迅照例打他的“壕塹戰”，從事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養青年，繼續新文藝的建設。這時，他開始倡導現代木刻；辦世界版畫展覽會；以《藝苑朝華》的名目，定期出版畫集，已出第一輯的五種，就有三種木刻集，即兩本《近代木刻選集》和一本《新俄畫選》；還組織了中國最早的木刻講習會，親自給青年藝術家充當翻譯，或直接講解。對於“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總是不忘給予熱情的評介。在官方的壓迫日漸加緊的情況下，為了爭取更大一點的發言空間，他積極投入翻譯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豎琴》、《一天的工作》兩個短篇集子之外，還翻譯了兩部長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萊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毀滅》。他編輯了一套《現代文藝叢書》，計10種，但除了4種得以出版外，其餘的包括《毀滅》在內都成了“不準出生的嬰兒”。結果，他以“三閒書屋”的名義，自費出版了《毀滅》，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這叫“鑽網”。鑽網是大苦事，但也有報復和勝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為《鐵流》做的廣告：“在這樣的岩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只得委婉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豔而鐵一般的新花”。此時，他的感情和意志，無疑也是鮮豔而鐵一般的。&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左聯時期（4）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了大會，黨的實權落在國際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王明手裡。李偉森、何孟雄等對四中會全的召開十分不滿，於是發動了一批同志，於1月17日在東方飯店開會表示反對。會議未及結束，便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突襲，30多個與會者全部被捕。 其中就有柔石，還有殷夫、胡也頻、馮鏗和李偉森，都是左聯作家。 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訊息告訴了魯迅。他感到十分震驚而且悲痛。這時，他想起柔石身上還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書局簽訂的合同，這正好給官廳留下了把柄，那麼官廳還會輕易放過自己嗎？經過反覆考慮，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內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內山委託店員僱了幾輛黃包車，親自把他一家護送到花園莊去。 這時，謠言蜂起了。上海的《社會日報》，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瀋陽的《盛京時報》等，紛紛揭載魯迅被捕或已死的訊息，甚至傳為“###中重要分子”，“任滬紅軍領袖”。這些謠言是足可殺人的。於是，透過電報、書信探詢魯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來。遠在北平的魯迅的母親，也為此擔憂成疾。 不得已，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