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與部分國民黨參政員在重慶參觀了部分民營內遷廠，並題詞讚揚。周恩來的題詞是：“供給前方的生產，是國防工業第一要義”；董必武的題詞是：“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奠定新中國工業的基礎”；鄧穎超的題詞是：“合作奮鬥，發展生產”。

1942年元旦，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牛角沱生生花園舉辦了為期半個月的“遷川工廠出品展覽會”。會上展出各廠家的各類產品和各種圖表，展示內遷生產的成績。中外人士交口稱讚：在戰時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民族工業仍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在短短四年中創造出令人震驚的奇蹟。國民黨軍政要員林森、馮玉祥、居正、于右任、孫科、何應欽等，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備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國駐華大使都前往參觀，並題詞勉勵。周恩來參觀渝鑫（大寶）鋼鐵廠時題詞：“沒有重工業，使沒有民族工業的基礎，更談不上國防工業，渝鑫廠的生產已為我民族工業打下了初步基礎！”

戰時大後方尤其重慶工業的勃興，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經濟現象。大後方的工業發展好景並不長，到1942年達到頂點後，便日趨衰落。

正如有人所說，辛勤培植的後方工業，“宛如曇花一現，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銀行學會編印，1948年版，第246頁。＇

三、戰區部分高校內遷

全國抗戰之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國立、私立及外國教會辦的各種高等學校共108所，其絕大部分分佈在東部沿海、沿江地區，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戰爭爆發後的一年內，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敵破壞，其中25所因被破壞嚴重而停辦。在高等教育面臨危急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內遷。教育部指示平、津、滬、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遷西南與西北建立抗戰教育基地。1938年國民政府成立了全國戰時教育協會，負責全國各地高校的遷建工作。為了扶持高校內遷和建立戰時教育基地，國民政府制定與頒佈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採取了一些變通措施。如對內遷學生實施生活救濟，以解決生活困難和穩定戰時高校的教學秩序；對夫學學生進行登記並分發到戰區服務或到各高校借讀；對在校生，酌量減免學雜費用，併發放貸款（後實行公費教育制度）。

據統計，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貼各校貸金者達10至14萬人。又如高校招生實行變革，以擴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頒佈統一國立與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後方與戰區、游擊區甚至敵後分設招生點，統一招生考試；對因戰爭而失學的學生，只要持有“同等學歷”證明，可以免試入大學，或到其他大學借讀；對文化程度尚不夠升入大學的考生，由各大學開辦“先修班”予以容納；允許各文法科大學改變戰前行政院的限制進行招生。此外，對失業教師進行登記與分配工作，並且增加師範教育，以解決高校師資力量。為適應抗戰需要，還下力培養職業建設人才，並鼓勵科學研究。國民政府在全國抗戰後開始施行的一些進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對於支援和扶植高校內遷和發展戰時高等教育，具有積極的意義。

沿海、沿江各戰區的高校內遷，是在戰爭爆發後或戰火迫近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隨著戰爭的變化，內遷的高校又一遷再遷，使這場中國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東向西的大遷徙運動，持續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國東部戰區各高校，除燕京、輔仁等教會學校保持中立未動，上海交大等校遷入租界外，其餘都遷往西南、西北，或就近遷入山區。如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與私立南開大學，在盧溝橋事變後遷往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又遷至昆明，正式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北洋大學、北平大學與北平師範大學，遷至陝西臺組西安臨時大學，後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簡稱西北聯大）；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山東大學、私立復旦大學、私立金陵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東北大學等31所高校遷至四川，國立浙江大學先遷浙西天目山，再遷江西、廣西，後遷至貴州遵義；國立中山大學遷往滇南澄江，等等。

從1940年開始，英美與日本關係日趨惡化；上海租界形勢緊張，後日軍侵佔東南亞和南亞，華南亦岌岌可危，於是原遷上海租界與原遷雲南、廣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繼內遷，如上海的國立交通大學、私立滬江大學等從上海租界遷往重慶；滯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學遷到成都；原遷滇南的國立中山大學遷往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