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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後，當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蘇的老學長們傾訴當年的感受時，不期然得到了他們強烈的共鳴。原來，他們也曾經歷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歷程，還給這種體驗賦予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坐飛機”。

有了“坐飛機”的經歷我才明白，原來國內的外語教育與留學國實際的學習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遠。

我在出國前已經學習了六年俄語，出國後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預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僅僅“填鴨”般突擊了一年俄語，程度遠遠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蘇生們，該面臨怎樣的艱難處境！

陳先玉＇U15＇曾經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笑話。

第一天上課回來，兩個同學為今天上了什麼課爭論起來。一個同學說是政治課，因為聽到了“列寧主義”這個詞，另一個同學堅持說是歷史課，理由是聽老師說到“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字樣。結果一打聽，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數學，老師講的是“序論”。

不僅僅是聽課，生活中也因為語言障礙遇到不小的困難。

同學們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車和地鐵看不懂站牌，不敢開口打聽路，打聽了也聽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須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數，來時多少站，回去還是多少站。就是這樣還是要麼坐過站，要麼沒到站就跳了下來，沒少走冤枉路。

吃飯也成了大問題。同學們到了食堂，既看不懂選單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個同學拿過選單琢磨了半天，最後對服務員說：“要這個！”服務員一看，笑得彎了腰，原來這位同學手指的是選單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恆向我講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學校的餐廳裡有一種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餚，叫做‘古倆什’，而青蛙的俄語發音是‘倆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倆什’，不料開口說成了‘倆古什’，引得餐廳服務員和就餐的蘇聯人鬨堂大笑。服務員笑得眼淚都出來了：“我們從來不吃‘倆古什（青蛙）！’”40

上街買東西，也出了不少笑話。

一天，一位女生走進生活用品商店，她想買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開口說道；“我想要一個丈夫”。店員聽了莫名其妙：“我們這裡不供應丈夫”。原來，俄語中刀的發音是“諾士”，而丈夫的發音是“慕士”。她一緊張，把“諾士”說成“慕士”了。

蘇聯方面為了使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們儘早擺脫困難處境，想了各種辦法。

有的學校在常規課程結束後，又安排有經驗的俄文老師為中國學生補課，提高俄語水平。很多學校特地安排品學兼優的蘇聯同學與中國學生同住一個寢室，或者與中國學生結成“一幫一”的關係，上課坐在一起聽課，下課一起到圖書館自習，以便在語言和學習上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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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決方案都為中國學生樂於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就讀的賈澤林＇U16＇寫道：

“精湛的俄語是學好哲學的基礎。學校曾建議我們先用一年的時間專攻俄語，俄語過關後再進系跟班學習。我們哲學系的八個同學都不同意這樣做：一是不願被別人小瞧，不願給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們都懷有強烈的儘早報效祖國的願望，不甘心晚一年畢業，落於他人之後。我們在幾乎聽不懂課的情況下，硬著頭皮開始跟班學習。”41

1956年進入基輔工學院學習的中國學生們也遇到了類似情況。學校為了照顧大家，建議開一個特別班，由蘇聯老師單獨授課，等將來俄語程度提高了再進大班聽課。不料，這一建議遭到中國學生的一致反對。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校方進行一次俄語水平的摸底考試，透過的學生可以進系跟班學習。結果，有一部分同學透過了考試，和蘇聯同學坐在一個課堂上。

在蘇聯，大學裡授課是沒有現成的教科書的。講課時，老師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比如說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寫板書；其他時間都是口述講義。考試的時候，一般也會圍繞平時講課的內容。因此，課堂上的記錄成為獲得核心知識的最重要的途徑。

李紹貴＇U17＇回憶道：

“大學第一年上課天天‘坐飛機’，老師講的內容聽不明白，也記不下來。每天一下課，我們就趕緊找蘇聯同學的筆記拿來抄。一般是借女同學的，因為女孩子上課記得認真，字跡也工整容易辨認。先一字不差地抄下來，再抱著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