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臺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託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闢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只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透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透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序言：沒有神（2）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汙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穫，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嘆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覆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嘆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儘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訊息也愈傳愈多。彷彿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嘆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整合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