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這兩人將永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後面還有關於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港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穌”起卻改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他有著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著一個健康人的工作。他將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裡點起了長明燈。”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刪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讚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做了官。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衝動時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筆。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讚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這些話有點像檢討，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懷念非英兄（2）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印《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只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我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臺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臺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只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只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只見面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佔領鼓浪嶼的訊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遊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只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印《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做過大的改動，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註。我這樣說：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