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狂熱。大量的非人道的殘酷行為就是在那時產生的

他講得非常明白，產生大量非人道的殘酷行為的是什麼？就是披著“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熱。那麼人獸轉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的道路了。所以時機一到，一聲號令，一霎時滿街都是“虎狼”，哪裡還有人敢講人道主義？哪裡還肯讓人講人道主義？

人獸轉化的道路必須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憶也應該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緊箍咒（1）

老友林放讀了《我的噩夢》①　以後，也寫了一篇雜感《“文革”還在揪人》。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老友是出色的雜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樣愛說空話。他常常對準目標，彈無虛發。聽說他去年發表過雜文，提醒大家不要讓“四人幫”餘黨漏網，居然有人打電話恐嚇他，可見他的文筆的鋒利。事後我遇見他，對他談起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這裡用了“遇見”二字，其實並不恰當，那天上午是他來看我，當時我們兩人都住在華東醫院，他住南樓我住北樓，病人來往比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來，不會有人干涉他。

他現在不那麼健談了。前幾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開會，他總是有說有笑、無話不談。可能是他也老了，雖然他比我還小几歲。不過一談到寫雜文，我就看出他心裡還有一股火。他即使講話不多，但拿起筆來，仍未失去當年的勇氣。對於不合理的現象，對於不應當發生的事情，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三年前他寫信給我說：“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指發“違心之論”）我不敢開支票。”

我瞭解他，我知道他為了寫雜文吃過不少苦頭。他和我同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川省選出的代表，第一屆一共開過五次大會，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的相鄰的房間裡。他平日愛喝點白酒，見到熟人總是談笑風生。他參加第二屆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組，那麼我們就不住在同一層樓了。這些事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看即使記錯了，也無大關係，我要在這裡提說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會。時間大概是六月，我們都住在前門飯店，我住在他的斜對面，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學的教授或校長，都是“知識分子”。

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這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時期，到處都在舉行座談會，邀請大家“大鳴大放”，我們都分別出席了有關的會，發表了意見，各人都寫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沒有想到，我剛在前門飯店住下，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一位女記者就來找我，要我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我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她催得急，說是要用電報把文稿發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長，可以摘抄大報上的言論，我當天就寫成了，記者拿去，第二天見報，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還記得短文的題目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多年的心願，但文章裡的句子則全是別人常用的空話。我當時還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我看見來勢兇猛，熟人一個個落網，一個個給點名示眾；更奇怪的是那位來找我寫“反右”文章的女記者，不久就給揪出來，作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我一方面感謝“領導”終於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面又覺得左右的界限並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物件實在冤枉，特別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並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怕讓人當場揪出來。在北京我們在小組會上批判過本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過作協分會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我從小不善於言辭，常常因此感到遺憾，但是今天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慶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發違心之論。沒有人找我談過話，或者要我如何表態，雖然一直膽戰心驚，我總算平穩地度過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愛人蕭珊談起來，我還帶苦笑地說自己是一員“福將”。其實我的麻煩還在後頭。

雜文家當時的處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幾天他臉上不見笑容，我也替他擔心，卻又不便問他有什麼情況。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報，但是過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