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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盡”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捱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彷彿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懷念方令孺大姐（2）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慾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臺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彷彿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做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訊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壙，連石桌、石凳全化做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裡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