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里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裡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並且照料我們。這三四個星期，學校裡就只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別的人都休假去了。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走走看看。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顏長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只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內）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彷彿到了家一樣。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著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著我寫這篇回憶。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著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在我靠邊挨鬥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裡徘徊。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斗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對於長時間挨鬥的人，墓園就是天堂。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彷彿茫茫天地間就只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只是裝置更新了。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見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別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只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①。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彷彿又回到那些寧靜的日子。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著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閒談。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慄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裡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里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鬍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箇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

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見一個學生。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別人。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寧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隨我尋找過去的腳跡。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里來了。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為了拿著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這一次坐小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里，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著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了解一切。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慄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將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