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車在這三個人旁邊擦肩而過時，這位保安官員大叫一聲，以示警告。修女在小小的鞍座上把身一旋，從她禮服的褶縫中扣動了自動手槍邪惡的扳機，幾乎無法察覺。

後來，法醫專家認出，那支殺人的手槍是標準的烏齊式9毫米口徑的自動手槍；但到那時，對將軍來說，這幾乎已沒什麼意義了。那個修女開了短促、精確而致命的三槍。這證明她是技術高超的神槍手。烏齊式手槍上安裝了消音器，因此，它的輕微爆破聲幾乎淹沒在機動腳踏車砰砰的響聲中。到她逃之夭夭時，將軍已躺在地上一命嗚呼了，他的兩個同伴由於皮開肉綻而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滾，他們的鮮血在人行道上流淌。

將軍無疑是主要謀殺目標；他的副官和梵蒂岡的保安官員只是被弄得無法採取行動而沒有受致命傷，這就不是偶然的了。總之，殺害將軍的事件是經過精心策劃並巧妙執行的。

對各家報社來說，　這自然是大顯身手的日子。　各家報紙的頭版醒目地出現了《梵蒂岡的謀殺》和《將軍遇刺》之類的觸目驚心的新聞，而研究恐怖行為的專家則至少列舉了三個可能是親伊拉克的恐怖集團為最理所當然的兇手。

第二天，在倫敦發生了另一起謀殺事件。

國會議員、尊敬的阿爾齊·肖是全國最令人喜愛的政治家之一，這可能是他從來沒有獲得任何有實權的政府要職的原因。然而，他是現任首相的內閣成員之一，這是確定無疑的；但只是擔任藝術大臣，這一工作使他十分了解如何為他的國家或政黨的國內外政策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

阿爾齊·肖由衷愛好藝術，為爭取政府對他職權範圍內的事投入更多經費而不遺餘力地奮鬥。這就使他成為演員、導演、音樂家、畫家以及其他藝術家無與倫比的寵兒；他認為，戲劇、音樂、芭蕾舞、歌劇等等是聯合王國的主要出口品。

在那個8月的星期一，　阿爾齊·肖在切爾西他所喜愛的飯店——“黑貓”進午餐。和他一起進餐的有他的夫人、風采照人的安吉拉·肖和兩個國際著名的戲劇導演。後來公眾獲悉，此次非正式會談是關於向該國目前尚未存在的電影工業注入鉅額款項的計劃的。阿爾齊在快吃完飯時說，曾是製片大國的英國現在竟然缺乏曾一度吸引全世界導演和演員的裝置，這簡直是奇恥大辱！

午餐3點整結束，賓主在飯店外的人行道上互相道別。“阿爾齊和安吉拉·肖”——報紙上談到他們時總是這樣相提並論的——慢慢向他們的轎車走去。轎車停放在步行5分鐘路程的橫街上。他們手攜手，像年輕戀人一樣蹓躂。阿爾齊身材魁梧，肩膀寬闊，使人想起偉大的古羅馬帝國的硬幣上看到的那些貴族側身像的英姿。安吉拉身段嬌小玲瓏，鼻子扁平，滿頭披肩的秀髮紅光閃爍。

他們走到車前，阿爾齊開了車鎖，飛快地繞車一圈，去開啟乘客座位的側門把他的夫人安全送入車內才回去安坐在駕駛員的座位上。他們打算驅車到他們在牛津以南大約10英里的鄉間小別墅去。

阿爾齊旋轉發火器上的鑰匙，突然一聲爆炸，小轎車被炸燬，金屬碎片四處亂飛，　爆炸聲5英里以外都可以聽得到。他和他的夫人以及三個無辜的路人均死於非命。死者之一是個路過的出租汽車司機，他的乘客從車裡鑽出來，倒是毫髮無傷。“我看見血紅的火焰。”這個幸運兒對電視新聞攝影師說，“聽到爆炸聲時的情形我記不起來了，但是，那火焰卻似乎燒進我的記憶裡。我發誓，我看見一隻手臂從火焰中飛了出來，所以那火焰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後來證據表明，炸彈已安放了幾乎48個鐘頭，由靈敏的裝置控制；這個裝置允許轎車發動和駕駛8次，　然後才啟動水銀開關，引爆20磅重的森特斯炸彈。炸彈裝在一個精緻的包裹裡，藏在擋泥板後面。

倫敦警方一位指揮官、防爆隊隊長當晚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說炸彈上有愛爾蘭共和軍的所有標誌，對此沒有人感到奇怪。人們對這種野蠻行為和完全不顧生命尊嚴的罪惡勾當嘖有煩言。

次日上午，愛爾蘭共和軍強烈否認放置了這枚炸彈。就在那個星期二的下午又發生了第三起謀殺事件，這一次發生在巴黎。

帕維爾·格魯斯科切夫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是冷戰的倖存者，大約與另一個偉大的俄國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同時嶄露頭角。

格魯斯科切夫早在1964年就逃到西方政治避難，懷裡揣著禁止在蘇聯出版的新作《半死不活》。他在克格勃的警犬緊緊追趕下倉皇逃出了俄國而倖免於難。

《半死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