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青春男女幸運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羅馬尼亞電影中的慾望激盪，健康、豐滿、陽光的男女身體，以接近半裸的方式衝擊著上海的心靈，使他們內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與《創傷》有著相同的命運，《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運，在中國左派布林什維克的眼中，這些半裸的肉體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的墮落和革命者靈魂的徹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則有著自己的文化判斷、自己的價值判斷，這就如同他們永遠不會忘卻那個苦難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運讓我奔向遠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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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對上海的影響比較曲折。發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脈上的那場戰爭使得人類的兩大文明暫時地拒絕相互觸控。但文化常常越過當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當代的意識形態，電影《拉茲之歌》作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憂傷呼喊深刻地打動著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靦腆、滿懷著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隨著《拉茲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長。有個細節可以佐證這一點：

是在1980年的早春時節，上海的文化廣場中正放映著《拉茲之歌》，黑暗中，一個叫作吳小青的上海女子，將她柔軟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黃遠方的手中，隨後，隨著劇情她有點控制不住自己，她將自己飄散著青春氣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湊去，黑暗之中，當銀幕上正發出著“賊的兒子並不是賊”的呼喊時，他們年輕的生命也發出著激｜情的咆哮。

時代立刻將要接近解凍的那一刻。

在美國專欄作家保羅·考夫曼的《中國正在來到的精神革命》的預言中，他是如此斷言這個時候的這個國度和這座城市：

在舊中國崩潰時候，這個國家的人們把一切都寄希望於馬克思主義，中國民眾給了馬克思主義施展威力的最好機會。然而，馬克思主義在改造人這一點上卻失敗了。

面對這個失敗，中國共產黨政府必將繼續在馬克思主義口號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標將不會再著重改造人的思想，而著重物質建設方面。可以，物質方面的發展，不可能填補精神的空虛，西方世界的情況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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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茲之歌》的旋律中開始解凍（2）

在保羅·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預言中，在時代彷彿壯闊無比的表層下，其實埋藏著與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南轅北轍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時尚、消費、慾望的秘密，一句話，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麥克·哈里斯老兄，鄧麗君歌聲中搖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時尚可以用這幾個短語來表示：麥克·哈里斯式的墨鏡，獨眼龍收錄機，鄧麗君歌聲再加上那條無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從美國人麥克·哈里斯說起。

藉助於《大西洋底下來的人》，美國老兄麥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國城市的第一次墨鏡狂潮，他的獨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輕男女為此迷戀並作出仿效，但其實他對上海青春男女的時尚暗示這股魔幻般的力量來自於上海開始進入一個電視時代。

1977年，當上海有了第一家電視機商店之後，電視機這個閃光怪物就以瘋狂的速度進入了市民的家庭中。這樣的情景是屢見不鮮的：夜晚六點半鐘左右，在上海數以百計、千計、萬計的里弄裡，人們一早就放好了他們因多年磨擦而顯得油光錚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著瑞華坊或某某坊居委會某個老太用鑰匙開啟安放電視機的箱子，然而，目不轉睛地觀看當年任何一部電影或電視劇。

戴著寬大墨鏡的麥克·哈里斯老兄出現在《大西洋底下來的人》這部美國電視劇中。

這個電視劇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可言，內容也乏善可陳：一個半人半魚的傢伙基本上無所不能，儘管沒有《駭客帝國》中的尼奧那麼偉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類的一個小小救世主。他的一個獨特標誌，就是在英俊的臉龐上籠罩了一付墨鏡，這付墨鏡成了這個海洋底下來的傢伙的重要標誌。

七十年代末，經受了電視機文化反覆薰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麥克積極靠攏，他們人人都以臉上戴上一付麥克式墨鏡而自豪，與此同時，時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場經濟先鋒戰士，從遙遠的廣州以“投機倒把”的方式長途販運而來的廉價墨鏡更是起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