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趙昺跳海，南宋滅亡。

特別要指出的是，端掉金國和南宋的元將是漢人，軍隊也以漢人為主。成吉思汗攻滅諸國最盛時，手下蒙古軍隊也只有十來萬。蒙古人西征東討，衝殺奮戰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僱傭兵”。忽必烈獲取汗位後，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將也只有六七萬人，其數十萬大軍，大部分以漢軍為主。可以想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歸西時，整個民族的總人數不過一百萬，兵士的數量僅僅佔總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這十來萬人，蒙古鐵騎橫行天下，稱霸歐亞，建立起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龐大帝國，不得不讓後人拍案稱奇。

經濟危機下的煌煌帝國（1）

——斂財三賊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

泰極否來。南宋政權終得消滅，但支撐大元帝國駭人軍事行動的財源日漸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誰能為帝國搜刮更多的金錢，誰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軍把南宋送進墳墓的同時，它自身千瘡百孔的財政問題，也更顯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當王子時代及治國早期，對儒生比較親近。1242年，漢族和尚海雲禪師攜弟子劉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見二人，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禪師回答：“宜於天下大賢碩儒中，求問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忽必烈很高興，遂留劉秉忠於身邊為參謀。劉秉忠雖釋門中人，卻通《易經》、儒術、天文，至於地理、律歷等等，無一不精。這樣的人才，深為忽必烈所喜。同年，漢族儒士趙璧、王鶚等紛紛加入忽必烈幕府，為他宣講《孝經》、《書經》等經書。特別是王鶚，乃被蒙古所滅金朝的末代狀元，飽學碩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觀。青壯年時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聽王鶚授業至夜深，感慨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可見，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當時真實狀態。1252年，從前仕金的漢族士大夫張德輝、元好問二人覲進忽必烈，奉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作為“黃金家族”的重要成員，忽必烈“悅而受之”。這一舉動有兩種意義：其一，蒙古貴族首次顯現出對儒家思想的真誠嚮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貴族的政治保護。而後，姚樞、竇默、許衡等漢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為這位蒙古王爺手下得力的參謀顧問班子。1260年，忽必烈稱帝於開平，漢族謀士，特別是劉秉忠，出力尤多。無論是典章、制度、開國國號、都城興建、官制章服、朝儀禮制，均肇自這位亦儒亦釋亦道的漢族文士。當然，開國之時在“庶務”方面出力最多的，還有日後因親家李璮造反被處死的漢人儒士王文統，“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王）文統裁處。”可見，無論是“上層建築”還是“經濟基礎”，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記相當明顯。

為了使得以儒治國的政治方針得到貫徹和延續，忽必烈在培養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歲開始，忽必烈的獨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學教育。十歲時，漢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學業。王恂不僅向真金灌輸儒家傳統經書，也向他宣講“善惡得失”和亡遼亡金的歷史教訓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這養成了日後皇太子真金純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當然代表。忽必烈出於切實考慮，對於蒙古貴族後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鬆。1265年，蒙古貴族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得任中書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許衡為安童之師，由此，安童日後也成為“儒臣”派的中堅分子。所以說，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僅僅是亡遼亡金亡宋的漢族知識分子，還包括真金這樣的“儲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勳貴。

忽必烈對儒臣特別是漢人臣士的信任危機，隨著1262年山東李璮之亂的爆發而點燃。與李璮有姻親關係的王文統被殺後，不少儒臣也受到牽連。驚惶之下，漢人將領史天澤也被迫交出兵權。由此，忽必烈心中對漢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劇。同時，由於滅宋戰爭以及對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爺的挑釁，忽必烈的銀庫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錢，平亂要花錢，拉攏蒙古貴族血親所支出的大筆賞賜也要花錢，因此，“財臣”日漸任用，阿合馬等色目人因能夠為忽必烈斂財，日漸得到寵遇，這些人也成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動權力的有力砝碼。特別是隨著南宋的滅亡，大元已無任何真正有力的敵對勢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黃金白銀，成為忽必烈最大的心頭渴戀。所以，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個斂財高手，陸續成為忽必烈的寵臣，為害二十餘年，搜刮財賦，橫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