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又欺趙孟是新入朝的“南人”，厲聲指斥說：“現在朝廷推行至元鈔，所以犯法者以此鈔來計贓論罪，你這麼一個黃口孺子，怎敢有異議，難道是想阻礙至元鈔的頒行嗎？”

趙孟氣勢仍盛，據理力爭道：“法者，人命所繫，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我此來乃奉詔參與議論，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統鈔虛，故改（為）至元鈔，如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您不與我相較財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話，說得對方愧然而退。雖如此，蒙漢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撐腰，基本沒什麼人出頭對“新法”說不字。

“桑哥即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而宣其敕，尚由中書。桑哥以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為貨而販之，鹹走其門，入貴价以買所欲。貴价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所以，桑哥專政後，“組織部”歸於“財物部”，又兼“國務院”功能，桑哥把朝廷當成了市場，官位當成了商品，賣官鬻爵，肆無忌憚。

當婊子不忘立牌坊。為相兩年後，他差使手下諂諛小人上“萬民書”，要求元廷為桑哥“立石頌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對這個能為他斂財的“大狼狗”很支援，吩咐說：“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為此，翰林院蒙漢高手奮筆疾書，詳列桑哥功德，在中書省府院前堅立一巨石，上題“王公輔政之碑”，規模還不小，“樓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類的鮮紅塗料，在此名詞動用，是講元廷在“桑哥輔政碑”的大石頭外面又蓋了色彩鮮豔的宏麗閣子，雕鏤精細，惟恐內外不知桑哥的“政績”。

折騰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後，還是趙孟對忽必烈的高階侍衛徹裡（奉御官，“怯薩”的一種）講：“皇上論賈似道誤國，常責留夢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現今，桑哥之罪，有甚於賈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乃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惟君為皇上所親信，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為百姓除此兇殘之賊，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趙孟一番激勵，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獵心情好的機會，徹裡縱言桑哥誤國害民，“辭語激烈”。起初，忽必烈聞言即大怒，責斥徹裡“詆譭大臣”，命令左右衛士猛搧徹裡嘴巴，“血湧口鼻，委頓地上。”稍停，忽必烈又問徹裡是否知罪，徹裡“辯愈力”，朗聲言道：“為臣我與桑哥無任何私怨，現不顧生死揭發他的罪狀，實出於對國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諫，奸臣何得而除，萬民何得而息！”

聞此言，忽必烈沉吟。隨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貴族也裡審班、也先帖兒等人見狀，也一同跪下，劾責桑哥專權黷貨等罪。

忽必烈還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來問情實。不忽木在行宮營帳裡見皇帝，痛心疾首地說：“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如不誅桑哥，恐此人將為陛下深憂！”在場的賀伯顏等人也力證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眾。”見這麼多蒙古貴族指斥桑哥，當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統治，忽必烈就下決心把“財神爺”送入閻羅殿。於是，他下詔御史臺及中書省辯論桑哥之罪，並命人譭棄“桑哥輔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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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樹“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3）

怯薩，從職責看僅僅是皇帝身邊的帶刀侍衛，諸王貴族身邊皆有“怯薩”。與歷朝歷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薩”源由蒙古舊制，其組成人員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貴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長官子弟。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貼心人，他們負責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宮廷內事務，基本把太監該乾的活計都幹了，這也是有元一代沒有太多宦官亂政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薩不僅僅是充當皇帝禁衛軍那麼簡單，他們常常出任地方高階官員，或口含天憲巡視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薩入仕”這個名詞。當然，“怯薩”到了元朝後期，濫竽充數者不計其數，只要花錢就能買這個“身份”。忽必烈時代，怯薩可說是除親王、嬪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員，所以趙孟才激身為怯薩的徹裡前去說服忽必烈。如果換了漢人官員在忽必烈面前講正當紅的桑哥壞話，估計會立時被砍掉腦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財竟然“半於大內”，皇帝首富，他第二。

幾個月後，元廷有詔斬這個吐蕃人於鬧市。金山銀山，地獄裡也享受不到分毫。惱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徹裡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