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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由“五都”改為“兩都”。滿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莊，也類似這種“兩都制”。

“（盧）世榮居中書（省）才數日，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大臣有人與盧世榮意見稍不合，即被誣“廢格詔旨”，旋即被殺。如此一來，“朝中凜凜”，丞相安童等人見盧世榮作為一個漢人，如此擅權越職，非常不滿。而且，“經濟改革”實施數月，安童等人發現根本不起效應，怕日後對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彈劾盧世榮，罪狀大抵如下：

“（盧世榮）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為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轉呈的奏狀，自然非常惱怒，即日派人帶詔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員大臣，研究對盧世榮的彈章。而後，又命人把盧世榮押上都審訊。

經過審訊，盧世榮主要罪狀如下：第一，不經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鈔二十萬錠；第二，擅升六部為二品；第三，未與樞密院商議，擅自徵調行省一萬二千人置濟州；第四，擢用阿合馬黨人，害公擾民。

元大都平面復原圖不久，皇帝和眾臣廷對時，已為犯人的盧世榮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實，他這招兒裝可憐也是想自攬責任為老皇帝“遮醜”，因為他罪名中的第二項和第四項都是忽必烈照準的。別說，這招兒起先還管用，忽必烈沒有立即殺掉盧世榮，只是下命：把他收押下獄。

由於得知真金太子深恨盧世榮，推薦老盧上臺的桑哥也“鉗口不敢言”，沒有“挺身”而出搭救老盧。

延至年底，忽必烈見斂財無方，愈想愈氣，就問身邊蒙古大臣對盧世榮的看法。大臣自然厭憎這位斂財損人的漢人，忙回稟說：“近日聽新入中書省的漢官議論，他們說盧世榮已經認罪，件件罪名屬實，卻仍舊被養在監獄裡，白白浪費糧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聞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盧世榮押到鬧市開斬，並派人把老盧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帶到御苑去喂馴養的飛禽和水獺。

阿合馬便宜了狗肚子，盧世榮養肥了禽獺，二位“財神爺”的下場真可謂殊途同歸。但阿合馬榮華富貴十九年，盧世榮從上臺到被處死才一年的時間。

盧世榮被逮治，也觸發了元廷中儒臣和財臣之間的更加尖銳的矛盾。相互鬥爭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為犧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於兩年後立弘吉剌氏南必為皇后。由於年歲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見群臣，南必皇后頻頻現身。為此，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曾經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預。”此種腐儒之見，在從前的漢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對於蒙古帝王來講，卻是令人大惱火不可恕之事。

肆無忌憚的短命鬼：盧世榮（3）

阿合馬黨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後，認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為名突然封存御史臺奏章，把此事上報給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擔心自己被架空，聽說有人要自己禪位於太子真金之事後，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臺查閱奏章。眼見紙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魯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於是二人入宮面見忽必烈請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並指出塔即古本來就是阿合馬的奸黨，想搞出事端來陷害皇太子。經心腹大臣一番解勸，忽必烈怒火稍息。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數日憂懼，身體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僅四十三歲。元成宗繼位後，追諡真金太子（自己父親）為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所以，元朝朝廷內儒臣派雖然取得暫時勝利，卻喪失了他們的領軍人物皇太子，損失不可謂不大。

自樹“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1）

桑哥，吐蕃人，其發跡之始，“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蕃譯史”，是個有語言天賦的“高階翻譯”。當然，在元朝僅僅是個“舌人”翻譯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會造拋石機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時也會被蒙古人扔入濠溝充當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於他是蒙古國師膽巴的弟子。

膽巴之名，現在幾乎無人知曉，但在元朝時，他的大名僅次於八思巴。膽巴本人是“法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