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但不夠偉大，因為那是一個強權即是公理的沒有正義的帝國。真正偉大的帝國應當是正義的。我們是一個特殊的國家，我們是一個東方國家，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和儒家精神，我們不可能和西方歐美列強一樣剝削掠奪其他弱小的國家，大國之大者。不僅當大於國力，更當大於胸襟，如果沒有大的胸襟，即便現在是繁榮和強大的，未來也必然會衰弱。現在，我們總是自稱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我們還是不像盛唐時那樣偉大，因為我們沒有勇氣去秉持正義，為了利益，我們苟且求生，苟求和平，這是不對的，這違背了我們的傳統道德和國治精神，中國之治，不在於武，而在於德，以德治而稱著天下……！”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開啟了一個時代轉變的大門。

帝國從一個世界大國向一個偉大的世界霸主轉變的過程中，需要非常強大的社會推力，而這種推力通常需要很多年的積累才能出現。

宋彪所作的就是加快這種轉變的步伐，讓帝國改變自己的國策，承擔更多的責任，也積極的擴充套件更多的權利和利益。

過去，帝國還沒有挑戰英美的實力，現在則可以說是擁有了這樣的實力，所以帝國能夠站起來對殖民統治說不，並在這個世界上重新按照自己的規則另外建起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並使之最大程度的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宋彪從未在國會發表過任何演說，即便需要操控國會，他也會採取利用帝黨和社會輿論暗中調節，這是他第一次在國會演說，為的正是要在光復革命日漸成功的今天，重新給帝國上下再次確定一個新目標，一個新方向。

唐紹儀不曾迷茫，歐陽賡也不曾迷茫，那是因為他們都有明確的光復革命之方向，誓言要將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國，要讓中國光復為強大之國。

顧維鈞此階段的迷茫則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從上至下都處於一種經濟趕超世界第一的驕傲自滿，以及不知日後將如何改革，如何發展的迷茫。

遠離政治而知曉歷史的宋彪，正是極少數能將現階段的中華帝國的根源問題看清楚的人。

光復革命發展至今應該差不多能算是成功了，但還不夠，下一步應該是更偉大的光復，應該是東方文明在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粹之後的再次光復。

如果大家都沒有新的方向，那就不妨按照皇帝的倡議繼續革命，建立一個“三個中等”的世界第一的工業強國，建立一個文化、教育、科技、經濟、軍事、政治、民生七個方面大繁榮的新帝國，建立一個建立一個融匯東西方文化的繁榮昌盛的新天朝上國，建立一個領導亞洲的強大帝國，建立一個不同於西方思想的新世界秩序，重新站在世界的頂端，以公正之領袖的視野縱覽全世界。

宋彪沒有去提及西班牙內戰和衣索比亞的反意反侵略戰爭，他只要提出一個更為偉大的新綱領，所有人都會明白有些事即便看起來無利可圖，帝國也應該去做。（未完待續。）

第279章　糊塗的勝利

中國懂西方世界，但是西方世界不懂中國，即便是英美法等國也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一定要支援衣索比亞反抗義大利的侵略，甚至是不惜冒著和德意陣營宣戰的風險。

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政治風向忽然有了很大變化，首先透過國會發表宣告，公開反對極左和極右主義西班牙主導內戰，以及公開警告義大利停止入侵衣索比亞的軍事行動，伴隨著這樣的一個宣告和一次警告，中國也派遣了數十萬的自由聯軍進入西班牙和衣索比亞。

1937年3月，中國在亞盟領導會議上同其他各成員國達成一致協議，亞盟成員國不得再同其他國家保持直接的軍事同盟關係，以此為由，帝國總理大臣顧維鈞親自訪問法國，就提前中斷中法同盟關係，改簽署《中法友好互助協約》一事進行討論。

由於中國實質上已經同蘇聯、德意在地區開戰，同日本也處於緊張的海軍競賽中，不願意牽涉到戰爭中的法國很體面的給予了理解，經過數輪到協商，雙方改簽《中法友好互助協約》，正式於1937年8月15日結束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

至此，中國也理清楚了整個國家的外交關係，將中國的外交重心從歐美髮達國家轉移回亞洲、中南美洲和東非。

當中國完成了核武器的戰略研製計劃，從這一年開始，整個世界的政治局勢隨之出現了劇烈的變化，沒有多少國家能夠理解中國在政策方向上的突然性變化。

帝國派遣了超過二十萬的自由聯軍奔赴西班牙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