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先生親筆寫的：“小鄧同志，你的鼻血好點了沒有？我跟夫人給你準備了一些藥，這也不是藥，是廣東的涼茶，幫助你解毒去火，適應水土，多喝幾包沒有問題。當收到這些藥以後，請給我們家裡打個電話，電話號碼是*****，我們就放心了。你回到北京以後，請代我們向可染先生一家問個好，很感激他關心我們。”

望著關先生的墨寶，我不禁感動得淚花盈盈，心想，可染老師平常像待自己的家人一樣待我，現在他的朋友關先生也和他老人家一樣，也是這樣真心誠意地對待我，關心我，這不正是在中國文化人身上傳承的優良傳統嗎？

後來我在電影學院交的人像作業，漸漸都是李可染、關山月、巴金、丁玲等“大人物”的肖像了。可染老師看過這些照片後，又再次向我談起他那枚“不與照片爭功”的印章。他對我說，各種藝術都有自己的範疇，照相機有真實呈現景觀的功能，特點是記錄快，但在發揮主觀想象得的空間裡，攝影比繪畫要差。繪畫對攝影有幫助，但繪畫不能走攝影的路。

當說到繪畫表現形式和攝影的關係時，李老師說，“沒有光就沒有形象，形象的顯露全是靠光，但不能機械地運用光線，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這些東西，恰恰是光線的靈魂。我畫畫大多是用墨；表現感覺到的明明暗暗和濃濃淡淡。如果只靠幾根線說明光線，是非常困難的，用線要用在體積和受光面上，也就是照相的逆光效果的輪廓光。我畫的明暗交接線，是運用光學的原理從而使之明者愈明，暗者愈暗。”

到我上大二的時候，功課多，去老師家更少了，有時隔一、二個月才去一次。記得是80年底的時候，我去老師家。他說，又到年底了，該給紅包了啊！該給小孩發紅包了。他讓我去磨墨。給我寫了四個斗大的字“優良傳統”，寫完後，又寫了二行小字：“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極言學傳統之重要，人不學傳統，便置於野蠻人地位，真大傻事。硯有餘墨，書此四字贈鄧偉小友，並略贅數語，可染於師牛堂。”寫好後，老師讓我把字釘到牆上，仔細看了起來。

老師看了一會，說，“這幾個字像是一個無錫惠山泥人胖娃娃，那兩行小字，是胖娃娃的兩根小辮子，很有靈氣，也有福氣啊！這是大阿福啊。”說完，老師又走到窗戶跟前，他讓我再從這個角度看這副字，他說，“看一個同樣的景物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能逐漸培養正確觀察事物的方法。”然後老師又在贈我的字上列印章，他一邊打著，一邊關照我說，“以後我在拍照片或畫畫的時候如果要使用顏色，就要注意掌握分寸，輕了不行，重了也不行。”這一天老師特別高興，從印盒裡拿出了七八方印章，一個一個地選擇，看用哪一個好，最後打了三方，他把字掛在牆上，仔細認真地看。他又看了看我說：“為什麼要給你這個字？這是我對你的鼓勵和獎勵，因為你在學習上努力。今天要告訴你一個問題，就是學習傳統非常重要。不是說一個人在學習中國古代漢語，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繪畫就是學習傳統了，也不僅僅筆墨方面是傳統，就是你要把學到的這些東西運用到你以後的攝影藝術創作中去。”他還要我多讀書，好好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時老師把字拿了下來，一點一點地疊好，親手給我放到了書包裡。

我理解可染老師講的傳統，不僅僅是指中國古代的某類或者某個畫風和流派，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藝術思想、作品等諸多方面的元素之間的傳承、融合與創新。

我記著可染老師的教導：“我對傳統的態度是尊重、學習而不是迷信。傳統蘊藏豐富，成就很高，但又遠遠不能完全符合新時代的要求，所以必須要發展。發展的途徑，一方面是到客觀世界中考驗傳統的優劣取捨，一方面在生活中發現前人沒有發現的東西。同時要吸收世界上一切優秀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來豐富自己，使傳統得到發展，成為有民族特色的新時代的民族藝術。”

我上大三的時候功課就更緊張了。一次我去老師家，看到小可屋裡的牆上有一幅老師的書法，寫的是“只爭朝夕”。老師說，“只爭朝夕”四個字聽起來很簡單，但是要和時間賽起跑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他說他不能在學習上給我壓力了，學校給的壓力已經很大了，現在需要的是下一步幹什麼？怎麼幹？他看了我拍的幾張照片，批評我說，拍的太碎。他說在光線上不能說我什麼，只要統一，有整體感就夠了。老師向我推薦兩個畫家的作品，一個是倫勃朗。他評價倫勃朗的作品在運用光線上非常簡潔，造型效果也很強烈，充滿著力量。還有一位就是林風眠先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