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west　munications）、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都捲入了醜聞。這種情況證明安然醜聞不過是公司高管精心設計的巨大騙局，目的就是為了欺騙投資大眾，劫掠他們自己公司的真金白銀，讓員工的養老金破產。他們陰謀操縱市場，讓整個社會因此一蹶不振、元氣盡喪。聲望很高的金融分析師們的本來職責是為公司股票提供公正的評估，可是事實恰恰相反，他們之所以設下騙局欺騙公眾，是因為他們的公司要麼準備參與該企業的證券業務，要麼希望作為證券包銷商涉足企業經營。華爾街公司和它們的同謀公司為自己辯護的託詞極盡詭辯之能事，其目的是為了掩蓋安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陰謀詭計，讓他們成為與菲利普·阿諾德和“沉默的”約翰·斯萊克一樣優秀的後繼人。在公司“翻了白肚”的時候，前25家破產大公司的內部人士依靠銷售股票和企業紅利獲得了33億美元，然後捲款潛逃了。直到人們披露這些公司的造假騙局的時候，才發現那些自我標榜為史無前例的經濟先驅者、甚至於經濟*的先驅者的人們，他們的騙術足可以與賽樂斯上校或者爵士時代熱衷於“新時代”的騙子們的騙術相媲美。

可是，儘管兩者的相似性令人寒心，社會公眾對於華爾街的違法活動依然保持沉默，這超出了我們的預料。特別是在胡作非為的規模如此巨大，而且它們與股票市場內部崩潰有著緊密聯絡的情況下，這種沉默的確出人意料。事實上，在安然公司的醜聞最初被披露之後，醜聞公司隔三差五地陸續浮出水面，人們的腦子都麻木了。當然，和1929年市場崩潰的嚴重後果相比，華爾街逃脫了人們對於它出賣公眾信任的嚴厲責難。立法機關做出的唯一反應就是透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Bill），僅僅是要求證券行業披露一點點以前用不著披露的資訊。有些華爾街商號因為行為不當而不得不支付了鉅額罰金，一些公司高管和財務主管最後傾家蕩產並且鋃鐺入獄。但是，舉例來說，沒有人要求更新《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這是羅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金融監管與投資保護法令，它能夠防止同一家企業內部的商業運作部門與投資銀行部門產生內在的利益衝突。恰恰相反，1998年這項法令被廢除了。這發出了一個訊號，舉國上下醉心於自由市場的勢頭方興未艾，而自由市場觀念早在里根時代就已經落地生根了。政府對於資訊時代的“金錢托拉斯”也沒有展開正式調查；與20年代幾乎降臨到威廉·杜爾或者投資組合管理者身上的災難相比，今天甚至人們的道德義憤都顯得不溫不火。實際上，劉易斯·拉普翰姆（Lewis　Lapham）在《哈珀氏雜誌》上把政府的議事日程描述為一種“階級鬥爭的行為……不是憤怒的窮人拿著麻袋洗劫富人的豪宅，而是受到委屈的富人把放肆撒野的窮人的小茅屋給燒個片草不剩”。

在小布什總統開始其第二個任期的時候，華爾街又有一些新的欺詐醜聞被媒體揭露出來，這些新聞往往都上了美國都市日報的頭版頭條。於是，總統提出了社會保險基金私有化的議案，也就是說，要把美國退休工人的物質福利委託給那些金融機構管理。可是，不久前人們還發現這些機構不僅不能盡職盡責，而且其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往往都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由於總統提出的建議不合時宜而且把手伸得太長，最終弄巧成拙。由於國會未能透過，這項議案最後胎死腹中。這一事實有力說明，華爾街的騙子形象仍然縈繞在人們心頭。然而，總統選擇在一個特別不走運的時刻參與這場戰鬥這一事實也表明了別的東西。也就是說，由於民眾對於自由市場的信心已經變得非常有彈性，以至於這種將會導致民憤爆發的議案也是可以容忍或者至少是可以考慮的，而在前幾代美國人看來，這種議案是需要斷然拒絕的。反過來說，這種公眾反應所發出的訊號是他們將永遠不再相信政府能夠成為經濟的監管者和庇護者。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在角逐政治權力的選戰中被動員起來的民眾要擔當經濟警察的角色，而且要防止實力強大的私有制經濟勢力濫用手中的經濟實力。可是，新千年伊始，億萬群眾卻被勸說相信，政府官僚制度抑制了而不是促進了經濟生活的繁榮、*與公平正義。現在許多人信仰的這種經濟*可以被歸結為“一張股票，一張選票”。許多美國民眾開始以為，市場經濟是人類獲得自由的一個渠道。而且，在網路經濟泡沫徹底破滅之後，金融市場並沒有引起任何災難性後果，這進一步讓人們感覺不要急著與華爾街這種已經脫胎轉世、洗心革面的騙子發生正面的交鋒。